马蔚华的介绍

1. 马蔚华的介绍

马蔚华，男，1949年6月出生于辽宁锦州，1982年吉林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1986年获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荣誉博士，高级经济师，吉林大学董事会董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会长。曾任招商银行董事、行长。2013年5月8日，招行宣布，马蔚华因年龄原因提出不再担任招行主要领导职务，卸任总行党委书记，由建行北京分行原行长田惠宇接任。自2009年9月起，担任吉林大学第一届董事会副主席。

2. 马蔚华的个人履历

1982年至1985年，在辽宁省计委工作，历任副处长、副秘书长；  1985年至1986年，在辽宁省委办公厅工作；1986年至1988年，在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1988年至199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1990年至199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1992年至199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1999年3月至2013年5月31日，任招商银行行长。2013年5月31日，卸任招商银行行长职务。

3. 马蔚华的成功缘由

“危机论”3月15日晚，央视曝光了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风险管理部贷款审核员胡斌向外出售客户个人信息167份。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件事让我们的声誉受到很大损失，当然我们自身也是受害者。”马蔚华并没有推脱责任，而更愿意去反思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但最让他头疼的是，这个员工是用手抄了一百多条信息携带出去的，而这个漏洞无论多么严密的技术手段都难以防范。“从技术讲防不胜防，那么我们就需要向员工加强灌输公司文化，关爱员工的学习、生活，关心员工的福利。”他对《中国企业家》说。马蔚华的危机感还远远不止于此。招行内部一份题为《那些追赶我们的竞争者》的报告引来外界关注。据说报告直接警示招商银行正在面临民生、兴业和浦发等银行的追赶。早在2011年4月，四家主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布2010年年报的数据显示，在一些招商银行的传统优势领域内，竞争对手正在赶超，其中在净利润增速比较中，民生银行最高，为45.25%，招行则以41.32%排在第三位；而在招商银行一直引以为傲的手续费收入占比方面，招行20%，民生已追至19%。“兄弟银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这肯定是危机。”他说。这是时隔五年的第二次公开预警。2007年初，马蔚华在招行分行行长工作会议上推出一份“危机报告”，他当时说：“这个世界想不到的事情天天发生，在你认为稳居前列的时候，说不定哪天早上你醒来，发现别人已经超过你了。”2007年，为了应对危机，他开出的药方是：招行发展的危机，要靠转型和管理来扭转。五年后的今天，马蔚华认为应该靠“三个理性”来化解危机。这也是招行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即要理性地对待市场、理性地对待同业、理性地对待自己。《世界是平的》一书讲了一个道理，在当今的世界上，你得到优势和你失去优势的时间越来越短。过去一个创新产品，可能支撑两年三年，如招行的“一卡通”就支撑了许多年，可是二十一世纪一个产品，支撑一个月都难。这就像赛跑，今天你领先，明天别人追上你，不可能一个人总是领先。至于产品创新，今天这家推出这个，明天那家推出那个，这些都可以学。但马蔚华最看重的是产品背后的创新能力、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不能只看一个热销产品的表面，关键是研究它后面的理念。”马蔚华一直觉得，衡量一家银行好坏的一个指标就是理念是否先进。2009年，招商银行提出“二次转型”，其背后不是简单的业务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是理念的国际接轨。针对“二次转型”，马蔚华提出了未来三年的具体目标：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能力；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和确保风险可控。为实现目标，招行正在着手成立零售银行总部，在不改变分行利润中心格局的前提下，加强对全行零售业务的战略统筹；在分行层面建立高效的新兴批发业务组织模式，对具备条件的业务部门试行独立核算。“我们过去以分行为中心的结构，是宝塔式的管理体制。这个不适应今天的情况。现在我们正推出的叫做矩阵式的管理模式。”基因不同于国内的许多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没有外资战略投资者，这是大股东招商局的坚持还是马蔚华的想法，我们并未得到准确的答案，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招商银行吸收国外银行的精髓。在这个过程中，马蔚华起了主要作用。他的朋友中，许多都是全球顶级的银行家，其中包括花旗银行的三任CEO——桑迪·韦尔、普林斯、潘伟迪，以及摩根大通的两任CEO——哈里森和戴蒙。马蔚华每次去美国，都会尽量抽空去见见这些朋友，“他们走过的路程，也许是我们今天正在走的路。那么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就非常宝贵了。”在熟悉了国外的先进模式和产品的同时，马蔚华还有一个与其他银行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是他做过金融监管者。1988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马蔚华作为李的秘书随同进京，此后他又在人民银行海南分行任职多年。在央行工作十年后，1999年3月马蔚华成为招商银行的第二任行长。“在央行时，我管过货币政策，管过金融监管。我现在体会到很多东西，是因为当年这些工作经历。我经常能站在监管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许正是由于马蔚华“曾经的监管者加银行家”的双重身份，在积淀、思索五年之后的2004年，他提出了第一次转型，即发展零售银行的理念。当时，中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问题严重，客户几乎都是大企业，中小企业无人问津，零售业务严重滞后，利差收入占比高达90%以上。“那时候我们是主动转型，开始都不用愁资本，没有上市之前，底下私募，后来再上A股，又发可转债，然后又上H股。但每一次都体会到筹资越来越困难。所以慢慢意识到，你的发展完全靠消耗资本，肯定不可持续。”经过多年发展，零售银行成了招行的“光环”。截至2011年9月末，招行储蓄存款占自营存款的比重超过36%，零售贷款占自营贷款的比重超过38%，非利息收入占营业净收入的比重超过21%，中小企业贷款占对公贷款的比重超过52%，这些数字均在中国境内股份制银行中位居前列。截至2011年9月，招商银行累计发卡量突破3600万张，在中国信用卡市场占有重要份额，并被誉为国际信用卡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被哈佛大学编写成MBA教学案例。

4. 马蔚华的媒体报道

马蔚华：和深圳一起转型这副对联既是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一次转型的注解，也是2002年开始的“二次转型”的宣言。上网搜索有关招商银行的新闻，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一定是“转型”。巧合的是，进入而立之年的深圳，也以“转型”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词。招行，这个诞生于深圳的中国民营银行“招牌”，和它所在的城市，总是那么息息相关。用招行行长马蔚华的话来说：深圳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情都融化在这里。“五优”深圳“我们生在广东，生在深圳，这里的水土养育了我们。”在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聊到有关招行和深圳的话题时，马蔚华语带深情。他开门见山地回应了一度盛传的“搬家”传言：“那些关于招行要搬离广东和深圳的传言，都是无稽之谈。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搬离的想法。”因为“招行的发展是跟广东和深圳分不开的。我们必须饮水思源。”抚今追昔，马蔚华认为，招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招商局集团的贡献。”在他看来，招商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功不可没。进入改革开放，招商局又“建立了新的功勋”——独资开发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创办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行及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这是中央力图从体制外推进体制内改革的一个尝试”，而这些，都发生在深圳。马蔚华说，招行能有今天，要感谢深圳，是深圳给招行的成长“提供了一块沃土”。他注意到，深圳有一个全国独有的现象：这里产生了一大批历20年而不衰的企业，它们在国内外都有不错的竞争力，而且大多还不属于国有企业，“这个要归功于深圳的环境。”马蔚华分析，上述“深圳现象”背后有五大原因，这也是深圳的五大优势。首先，这是个移民城市，包容性很强，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这给企业创新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招行就充分吸收了这方面的很多营养。比如堪称中国私人零售银行发展史上一块“里程碑”的一卡通，以及2008年设立的全国首家小企业信贷中心，就是招行从深圳的发展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创举。第二个原因是年轻。深圳特区成立至今只有30年，这里没有老企业、老街道，年轻人多，“创新的城市加上一帮年轻人，造就了这里的企业的生气勃勃”，这是马蔚华眼里招行和其他诸多深圳企业赖以成功的重要基础。毗邻香港则是深圳获得超常规发展的地利原因。由于与香港联系紧密，深圳企业的很多思路和做法都受香港影响，也比较早地适应了国际化的游戏规则。马蔚华说，招商局办银行，最早就是吸收了香港很多国际化的、科学的东西，像用人机制、治理结构等。这也是招行比较早地适应了国际化的原因之一。马蔚华认为，促成深圳民企勃兴的第四个原因是，深圳是一座“改革的城市”，政府是“小政府”，不太干预，给企业创造了很宽松的环境，有利于企业自主发展。前述四大原因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产生“深圳现象”的第五大原因——富有活力的城市文化。马蔚华说，这个文化是思想化、竞争性的，它给人以感染力。正因为这样，不仅招行所属的金融业，其他很多行业在深圳也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氛围。诚然，中央曾给的一些特殊政策，也是深圳企业快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但在马蔚华看来，“这也是跟上面五点相关的。”转型使命回过头来看，既可以说是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文化血脉滋养了这里的企业，也可以说，是这些“野蛮生长”的企业成就了深圳。招行正是这一完美“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中的典型范例。马蔚华很喜欢一副对联：鸟在笼中，关羽不能张飞；人在世上，八戒尚需悟空。这副他在出差福建途中看到的对联，可谓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一次转型的注解。在向记者解读这副对联时，马蔚华用到了创新、制度、文化几个词。他寄望通过不断的创新，来使招行获得挣脱“笼子”、展翅高飞的能力，分别代表制度与文化的“八戒”和“悟空”，则是创新能力赖以产生的土壤和发挥作用的保障。招行的两次转型虽然背景不同、目标各异，但总的来看，不外乎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竞争环境，寻找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这与深圳这个走过改革之路的城市的“主旋律”何其相似。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前夕，国务院正式批复“原则同意”《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对于这一酝酿了近4年的城市总体蓝图，深圳官方称为“转型的规划”。为何这么说？如下解释，深圳人耳熟能详：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面临着人口、土地、资源和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矛盾，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面临空间资源硬约束的特大城市。在此背景下，转变发展模式以实现城市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深圳市的必然选择……马蔚华说，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经济的确面临转型的压力。广东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和整个沿海地区一样，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过示范，立过战功，做过贡献。但是今天遇到了新问题，最大的就是发展成本增加。“富士康连跳事件只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体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如果继续沿用劳动密集型的旧发展模式，深圳和广东就不再会有优势，走不下去。所以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新形势下的创新。”在马蔚华看来，如果不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深圳将很难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方面，深圳虽然比国内其他很多地方都早觉醒、早迈出了一步，但还不够，还需继续前进。过去那些特殊的政策已经没有了，深圳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摸着石头过河。展望深圳改革的新旅途，马蔚华说：“我觉得现在的方向是对的。发展高新技术，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以及利用香港的优势等，对深圳这个土地这么少的地方，很有意义。”至于像招行这样因深圳而生、因深圳而强的企业，则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要了解时代的变化，走在时代的前面。”马蔚华谈中国银行业中国银行业确实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除了利率市场化之外，至少有两点重要变化：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信贷结构优化;二是从资本性脱媒到技术性脱媒的趋势。首先，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妥善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且将其取得重大进展纳入规划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中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中国银行业加快调整信贷结构、强化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其次，去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存款增速趋于下降。存款增长乏力，有负利率状态持续近两年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转变以及金融市场可选择的品种增加，中国长期保持的高储蓄率发生了变化，一部分资金流出了银行体系之外。另一方面，贷款增速趋于放缓。2011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营贷款同比增长14.1%，低于2001年前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1年第一季度继续同比下降2.2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资本性脱媒正在中国加速显现。资本性脱媒使得银行同时面临负债和资产两方面的去中介化，而且使得银行利差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进而导致银行陷入经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