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欺诈案例，近几年的

1. 信用证欺诈案例，近几年的

国际信用证诈骗已经是国际贸易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遭遇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我国也不例外。虽然银行根据UCP500的规定，只要完成对单据的形式审查，就不须为欺诈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如果银行对UCP500缺乏清醒的认识，且未对法院的错误禁令给予及时的抗辩，就会遭受难于补救的损失。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情简介：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货物拟于1999年7月15日运至A市。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从《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的规定来看，银行的义务是形式上的审核单据，而不是实质的审查是否有欺诈存在。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
 
从开证行与议付行的偿付关系来看，该案中的议付行只要得到了开证行的对价和同意议付通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索偿。《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十九条指出：开证行如欲通过另一银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开证行不应要求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能解除自身的偿付责任。

2. 简述信用证欺诈

所谓信用证欺诈，是指买方（开证申请人）或者卖方（受益人），利用信用证是独立于合同之外的单独的单据买卖，是开证行对受益人有条件的付款承诺，即只要受益人提交的单据符合信用证的规定，开证行就保证向受益人付款，且这是开证行以自己的信誉所做的承诺。因此，不法之徒利用这些特点实施诈骗——开证申请人利用不良银行或金融机构开出大额的信用证，并利用空运和海运记名提单等特殊性，对信用证的受益人实施诈骗，即骗走受益人的货物，即便受益人交单相符，但是，因为开证行或金融机构无力承担偿款，从而使受益人损失了货物且不能够收汇价款。同样，卖方（受益人）利用假单据做信用证的相符交单，从而获得开证行的付款，而实际所交货物与合同严重不符，致使买方（开证申请人）损失了价款。

信用证欺诈案例有多种，以下是前些天解答过这类问题中的一个案例，现搬来可供参考：

【案例】：
某年3月，我国某企业（简称出口商B）与西班牙一公司（简称进口商F）订立了出口2000吨货物的贸易合同，其贸易条件为FOB，信用证付款。4月5日，出口商B收到信用证。信用证中要求海运提单的“托运人”（shipper）一栏内填写进口商F 公司的名称。4月15日，出口商B将该批货物交付给某船公司的D轮承运。货物装船后，外代公司根据船公司的授权向出口商B签发了已装船的清洁提单，并在提单“托运人”栏内填写了进口商F公司的名称，“收货人” 栏填写“ To order”。出口商B取得提单后，在该提单上背书向银行办理结汇。但银行以提单的第一背书人（出口商B）与“托运人”栏内的记载（进口商F）不符为由拒绝接受该提单，不予结汇。因此，出口商B无法获得货款。在此之后，出口商B又获悉；载货船舶抵达目的港后，迟迟未见提单持有人前往码头提货。当地港务当局又不允许该批货物进入码头仓库。于是船公司根据提单“托运人----进口商F ”的指示，将该批货物在无正本提单的情况下，直接交给了收货人。后来，出口商B多次向进口商F要求直接支付货款，终无结果。无奈，出口商B持正本提单向船公司和外代公司以无单放货为由，要求他们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船公司和外代公司则坚持出口商B虽然持有正本提单，但该提单为“指示”提单，其“托运人”为进口商F，而非出口商B；同时，该提单又未经“托运人”F公司背书，出口商B不能证明其具有该提单的合法当事人地位，因而出口商B与船公司和外代公司不存在权力义务关系，所以，出口商B不能向船公司和外代公司主张权利。问题：
本案例中银行以单据不符为由拒绝接受该单据，不予结汇的做法是否可行？为什么？
本案例中进口商F、船公司及外代公司是否应该对此承担责任？为什么？

【分析】：
1、本案例中银行以单据不符为由拒绝接受该单据，拒绝付款的做法可行——因为，提单的发货人是F，且提单的收货人为TO ORDER，因此，B公司没有背书的权利，即B公司在提单上背书被银行认作是交单不符信用证的规定，所以拒付。

2、这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例，即F公司利用FOB术语和提单发货人的身份，在TO ORDER 这类指示提单一经签发，就以发货人的身份获得了提单项下的货权。且承运人只对提单的发货人负责，并可以在发货人的请求下，以电放的形式对发货人指定的收货人放货。所以，这是受益人B公司不懂得提单的技术细节，随便接受F公司的要求，即接受提单的发货人做成F公司，所以致使自己失去对提单项下货物的掌控，同时因为不正当的背书行为造成交单不符，以致被F公司诱入彀中，落得个客户两空的下场。

3. 论银行业如何应对信用证欺诈，论文如题，大家推荐一下，0.661896980210159

宁波东方董事长诈开信用证骗取逾3亿一审判无期 
时间: 08-02-10 17:31:03 来源: 检查日报 近日，由陕西省西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董事长陈行玮信用证诈骗一案，经西安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陈行玮无期徒刑。 

被告人陈行玮，系香港公民，除担任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外，还担任香港国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香港雄昌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从1998年2月至2001年3月，陈行玮以自己在内地和香港的公司有所谓贸易往来的名义，先后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骗开信用证139份，将信用金从议付行意大利商业银行香港分行足额套取，2001年3月，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发现异常停开信用证，致使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最后开出的20份信用证实际形成承兑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自己承担，而由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承兑的信用金37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亿零6百多万元，最终被陈行玮成功骗取。 

经营受困想出歪招 

1997年下半年，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方)面临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发展资金短缺的局面，被告人陈行玮便决定通过虚构贸易背景，使用虚假单证，在银行骗开信用证的方式给公司融取资金。为此，从1997年9月至1998年2月，被告人陈行玮以宁波东方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经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某负责人商议，以宁波东方给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的下属公司陕西金达实业公司中参股60%的方式合资成立了陕西金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1999年6月,宁波东方又受让了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实际持有的陕西金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其余40%的股份，使该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颐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颐康)。 

从1998年2月开始，被告人陈行玮以其在香港注册并实际控制的香港国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以下简称香港国际)伪造了多份提单，开始依信用证形式进行所谓代理进出口贸易。 

以信用证代理进出口贸易的一般程序是：国内公司购售货物如需与境外公司或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域公司交易，得先行找一家国内外贸公司代理，签订代理协议。代理协议，需明确价格、交货期、开证时间、开证保证金、代理费等，在收到国内公司的开证保证金(信用证金额的15%)后，外贸公司通过当地中国银行向外开出了远期信用证，由中国银行承兑支付信用金，这样的话议付银行可先行支款，随后议付银行可在信用证到期后向承兑银行要求给付，由中国银行再向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向国内公司要求偿还信用给付款。信用证交易，一般规定有宽限期。 

从1998年2月起陈行玮以陕西颐康(1999年6月前为陕西金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根据代理合同，委托陕西电子进出口公司(先期曾委托陕西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代理从香港国际购进货物再销售给香港讯业公司和香港雄昌企业有限公司。由于香港讯业公司和香港雄昌企业有限公司均为宁波东方或被告人陈行玮设立并实际控制，上述所谓转口贸易并无实际的货物交付与货款支付。同时，陕西颐康根据陈行玮指示，向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提交了上述虚假的货物购销合同，并以陕西颐康为实际申请人，以香港国际为受益人，申请开立信用证。然后被告人陈行玮以香港国际的名义通过信用证议付行意大利商业银行香港分行向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提交了根据需货方即陕西颐康虚假需货信息伪造的信用证项下所列要求的提单，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据此向有关信用证议付行进行了承兑确认，所开立信用证成为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 

通过以上手段，从1998年2月至2001年3月，宁波东方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共计骗开信用证139份，开证总额为281744171.76美元。由于上述信用证从开证到付款分别有88天、90天和330天不等的期限，在被告人陈行玮的安排操作下，139份信用证下的款项均被以香港国际的名义在意大利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等议付行贴现并将所套取资金用于循环开证，流动操作。同时还有大量资金被套取用于偿还宁波东方先前债务、项目投资和公司运转开支；部分资金还被用于开证和贴现等费用支出。陈行玮就这样用自己“连体”“双胞”“多胞”公司玩起了特别的“信用证游戏”，用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承兑的钱，为自己缺血的公司补血。 

真相败露 烧出3个多亿资金“黑洞” 

2001年3月，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及上级管理部门终于发现数笔与陈行玮有关的交割异常，停止为其开立信用证，陈行玮循环资金断裂，致使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己经由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开立的最后20份信用证形成由承兑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向议付行不可撤销性支付，而陈行玮己经将这些用信用证套出动用，最终骗取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3700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迖3亿零6百多万元。 

在日前的庭审中，陈行玮承认自己的行为违反有关规定，但套取的资金己在经营中耗损掉，无力归还，为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砸出了一个3亿多元的超级黑洞。。 

案后思考 

在采访中，担任此案公诉人的西安市检察员公诉二处检察员马向国告诉记者。此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骗子的手段虽有一定迷惑性但并非多么高明。主要症结教训在于：外贸公司，在代理交易时，不看货验货，仅凭交易公司提供的书面资料代营，致使形成“空货代理”；银行方面不认真审查交易实项，交易公司信誉，信用金实际使用情况，轻率开证，开“人情证”“关系证”，致使银行资金“高危运行”。

4. 本科论文《信用证欺诈与防范》 参考书籍 资料

1，李金泽，《ucp600适用以及法律风险防控》，2007年出版的。
2，金赛波有一本书《信用证法律》法律出版社出版，很多的案例。（各个国家基本都有涉及）
3，写本科毕业论文，还有两本书应该读一下，杨良宜的《信用证》法大出版社1998年。徐东根的《信用证法律与实务研究》北大出版社2005年。

上面介绍的书基本上都大篇幅的涉及到了“信用证欺诈以及防范”。因为我也在写信用证方面的毕业论文，所以读了一下，如果想要更多的关于“信用证欺诈”的博士或者硕士论文，可以加我QQ。

5. 信用证诈骗罪的判定标准，还有这些情况存在的，如何

信用证诈骗罪是如何认定的？关于本罪的既遂标准问题。本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换言之，本罪的既遂是否必须以行为人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必要条件对此，理论界也存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是行为犯，刑法第195条规定本罪有三种量刑档次，在第一个量刑档次中，并没有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才构成本罪。可见，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信用证诈骗活动，无论货款是否得手，均构成本罪的既遂。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刑法理论上，诈骗罪是结果犯，已诈骗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是具备完整犯罪构成的标准，信用证诈骗罪也不例外。笔者赞同第二种主张。我们在对法条理解上，应注意相关法条的协调统一，切忌对法条作片面孤立的理解，更不能盲目迷信立法，把立法的无意疏漏也奉为圣经。信用证诈骗罪具有财产犯罪属性，公私财产所有权是其客体之一，只有其受到现实侵犯，才能构成犯罪的既遂。实践中信用证项下的款物数额都比较大，因而行为人意图骗取或者实际骗取的财产数额都比较大，立法没有必要再用“数额较大”加以限制。因此，诈骗数额较大的财物仍是本罪既遂的要件之一。如何认定信用证诈骗罪的数额呢有的认为应以行为人主观上意图骗取的数额为准;有的认为应以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为准;有的则主张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标准，即在信用证诈骗未完成形态下，即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以行为人主观上意图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为标准，在信用证诈骗罪的完成形态中，则以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笔者认为应以信用证上记载的数额为准。在信用证诈骗罪未完成形态下，由于不存在被害人受损的事实，犯罪人也没有“实际所得”，只存在信用证记载的数额，而其正是行为人意图骗取但因各种原因未得到的，故以信用证上记载的数额作为诈骗数额，是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在信用证诈骗罪完成形态下，由信用证结算方式所决定，行为人实际套取的是信用证项下的全部款项，不可能还保留一部分数额，因此，仍应以信用证上记载的数额作为认定标准。

6. 信用证诈骗为什么能成功？信用证有什么漏洞？

国人常常被信用证的“信用”两字所迷惑，纵观全球贸易，还有多少国家和商人在采用信用证这种支付方式，以信用证作为支付方式的贸易金额大概只占全球贸易的1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大陆在使用。
信用证作为支付方式，理论上是以银行为第一付款人，似乎对出口商有利。但是，银行是不会做这个冤大头的，如果他无法从进口商那里得到货款，他会自己掏口袋吗？银行的诉讼水准肯定远远超过开证人，你尚且怕从开证人这里得不到货款，难道你就不怕从开证行那里得不到货款吗？
信用证的是开证人和开证行签定的另外一份合同，独立于原货物的买卖合同，也就是说货物的数量、质量、型号、颜色等等一切指标、数据都和他无关，这也不平添了一份风险，就象你说的漏洞。信用证只认单证相符，所以要诈骗并不难，只要做一份假B/L就可以了。
其实信用证和中T/T（出运后将B/L COPY 传真或E-MAIL 给进口商，然后进口商付款，出口商将全套单证寄出），的差别只是多几天的市场风险。也就是你在将COPY传给他，他汇出钱的这段日子存在和信用证不一样的风险。
进口商付不付钱，不是取决于单证相不相符，而是取决于你出口的产品符合不符合他的市场销售。如果利润很大，只要给份B/L，他也会接受。如果赔钱，单证上盖金印，洒金花，他都不要。
信用证还有风险，这在南欧（意大利、塞浦路斯）经常会发生，进口商会以他们的国内法（比如以质量问题）起诉当地法院，要求法院指示付款银行停止支付。银行会以此作为理由，不承担第一付款人的责任。以国内法来对抗国际法，这在大部分国家是不被允许的，会降低银行的信用度。在我国，除非你能提出非常确凿的证据来证明遭到了诈骗，否则，法院是不会要求银行停止支付的。

7. 信用证欺诈案例，近几年的

国际信用证诈骗已经是国际贸易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遭遇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我国也不例外。虽然银行根据UCP500的规定，只要完成对单据的形式审查，就不须为欺诈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如果银行对UCP500缺乏清醒的认识，且未对法院的错误禁令给予及时的抗辩，就会遭受难于补救的损失。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情简介：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货物拟于1999年7月15日运至A市。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从《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的规定来看，银行的义务是形式上的审核单据，而不是实质的审查是否有欺诈存在。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
 
从开证行与议付行的偿付关系来看，该案中的议付行只要得到了开证行的对价和同意议付通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索偿。《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十九条指出：开证行如欲通过另一银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开证行不应要求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能解除自身的偿付责任。

8. 谁能帮我写一篇 对外贸易中信用证欺诈案例的问题研究 论文 2000字左右就可以 谢谢

　　一般情况下，基于信用证支付方式的特性，法院是不宜以发布止付令的方式阻止开证行或付款行履行其义务的。原因在于信用证的基本法律性质。

　　信用证的基本法律性质。

　　根据UCP500的规定，信用证泛指一项约定，由银行（开证行）根据该约定主动或应客户（开证申请人）邀请并循其指示承诺，在完全符合L／C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的单据，向第三者（受益人）或其他被指定方（如付款行、保兑行或议付行等）付款、兑付或议付。L／C独立抽象性原则是L／C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并贯穿L／C法律关系的始末，对各L／C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首先，独立抽象性，即L／C与基础合同彼此独立。根据UCP500 第3条规定，“信用证按其性质与凭以开立信用证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均属不同的业务。即使信用证中援引这些合同，银行也与之毫无关系并不受其约束。因此，银行的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下任何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提出的因其与开证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索赔或抗辩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受益人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存在的契约关系。”第3 条的含义即在于说明L／C与基础合同以及相关的其他文件彼此独立，即使L／C提及这些合同，银行也不受其拘束，对此可不与理睬。开证申请人、受益人和中介银行都不得利用单据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开证行。同样，开证行也不得利用单证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其他L／C当事人。

　　其次，L／C的表面相符或文义性，即证下单据必须与L／C的要求表面相符。银行处理信用证业务时，只凭单据，不问货物，它只审查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以决定其是否履行付款责任。UCP500第4条明确规定“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 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履约行为”。在信用证业务中，只要受益人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开证行就应承担付款责任，进口人也应接受单据并向开证行付款赎单。如果进口人付款后发现货物有缺陷，则可凭单据向有关责任方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而与银行无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UCP500第13、14条规定，银行虽有义务“合理审慎的审核信用证规定的一切单据”，但这种审核只是用以确定单据表面上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只“凭表面上符合信用证汇票的单据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同样，开证人也根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承担接受单据并对履行以上责任的银行进行偿付的义务。出于同样的理由，UCP500第15条又规定“银行对任何单据的格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一般及或特殊条件，一概不负责任；对于任何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态、包装、交货、价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运输人、收货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诚信或行为及或疏漏、清偿能力、履约能力或资信情况，也不负责。”

　　L／C的独立性原则与抽象原则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两者合成为独立抽象性原则。该原则要求：（1）银行的地位和责任是独立的、 第一性的，银行无权援引单证不符以外的任何抗辩拒付。这与普通立法意义上担保人的从属地位和第二性责任具有本质的不同。（2）L／C 独立于基础合同或其他合同，L／C当事人（包括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受益人及其他中介银行如通知行、议付行、偿付行等）不得援引后者对前者进行修改或作补充解释，也不得援引后者的抗辩解除银行的付款责任和开证申请人的补偿责任，或者因此强制银行付款和开证申请人补偿。（3）各L／C当事人仅处理单据而非单据之关联事务，只要受益人交付相符单据，银行付款责任和开证申请人的补偿责任是确定的。反之，即使基础合同得到完全履行，受益人亦无权自银行获取货款，而此条件下兑付了不符单据的银行也无权获得偿付或补偿。

　　L／C独立抽象性原则确立了开证行兑付证下相符单据的绝对责任，它禁止以单据不符以外抗辩拒付。所以，任何基于基础合同违约或相关争议的抗辩，即使涉及基础合同中的根本违约、合同落空、事实或法律的履行不能等事实，都不能免除证下银行的付款责任申请人的偿付责任。这作为一项国际贸易惯例，已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信用证欺诈及相关立法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支付领域一项成熟的商业制度，从其产生至今，一直在该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银行信用的优越性，它为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安全保证，同时，银行还可借助L／C向买卖双方提供资金融通的便利（注：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1—283页。）等。这些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根源，乃是对L／C的独立抽象特性的尊重与执行。离开了这一点，作为中介组织的银行将不可避免的被纠缠人买卖双方的具体交易纠葛当中，整个信用证制度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消亡。但是不幸的是，恰恰是独立抽象性原则本身，产生了对其自身进行否定并进而侵蚀整个信用证制度后果——信用证欺诈。信用证欺诈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受益人伪造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单据，甚至制作假单据从银行骗取款项。由于银行仅凭表面相符的单据付款，对单据的表面真实性在所不问，因此使得投机奸商屡屡得手。而且信用证欺诈兼具风险小、成本少、收益大的特性，致使近些年来L／C欺诈有日益盛行的趋势。

　　对信用证欺诈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从信用证制度内部找到答案，因为产生信用证欺诈的根源乃是独立抽象原则，而这一原则恰恰是信用证制度的核心所在。若因欺诈而否定独立抽象性原则，则等于否定整个信用制度。解决的方法，笔者认为，唯在于事前交易双方对风险的防范和事后国内法的补救。事前防范非本文讨论范围，在此不作论述。

　　对于信用证欺诈的国内法补救，少数国家依据相关专业立法，如美国；其他各国的实践一般为直接援引国内法关于民事欺诈的普通立法，但均采用由法院直接向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开证行或付款行发布止付令禁止其付款的方法。在这方面，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立法。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性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欺诈使一切变得无效，这是民商法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之一，L／C欺诈也不例外。各国一致认为，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及良好商业道德的需要，在发生L／C欺诈的条件下，可对独立抽象性原则软化处理或排除其适用。于是出现了L／C独立抽象性原则下欺诈例外的适用原则，简称欺诈例外原则。

　　是不是只要发现有欺诈行为，法院都可以发布止付令呢？观各国立法和通常做法，并非如此。

　　美国的《统一商法典》5—114（2）规定：除另有约定外， 如单据表面上符合L／C条款而事实上并不符合押汇或移转物权证书（7—507）投资证券（8—306）时的担保，或单据系出于伪造、诈欺、或交易上有欺诈时，（a ）如押汇银行或其他汇票（或付款请求书）之持有人系基于L／C而取得并成为正当持票人（3—20）时，开证人必须付款。（b）至于对客户而言，如开证行系属善意，可以不顾客户有关伪造、欺诈或其他未在单据表面显示之瑕疵之通知而予付款；但有管辖权法院得禁止其付款。

　　在我国，《纪要》在肯定独立抽象性原则绝对性基础上，确立了下列欺诈例外原则的框架性条件：（1 ）法院冻结令仅适用于经充分证明的L／C欺诈；（2）冻结令不应限制证下正当持票人的受款权利；（3）颁布冻结令不仅考虑欺诈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重冻结令对银行信用不利影响。（4 ）颁布冻结令的时间应是不迟于开证行对外确定性的承担付款责任之时而不是尚未对外付款之时。

　　考察以上具体规定，至少存在一种法院不能发布止付令的情形。

　　即，对于善意持票人，法院不能禁止开证行或付款行对其付款。对于善意持票人的保护见之于各国票据法与民商法及UCP500的具体规定。其理论基础乃在于票据的无因性及文义性，即票据上的法律关系只是单纯的金钱支付关系，至于这种支付关系的原因或者说权利取得票据的原因均可不问。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完全以票据所载文义而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者根据票据以外的任何其他文件确定。其目的在于保证票据流通及商事流转的顺畅进行。所谓善意持票人，又称正当持票人，其在取得票据时，除法律特殊规定外，如我国《票据法》第11条，必须支付对价，同时还需满足以下条件：（1 ）其取得的票据在表面上是完整和合格的；（2）其在成为持票人时，票据未过期， 如票据过期已被退票，但其对退票事毫不知情；（3）票据转让给他时， 其未发现转让者对票据的所有权有任何缺陷（对票据的所有权缺陷是指以欺诈、胁迫、暴力、恐吓或背信而取得的对票据的所有权）（注：赵威主编《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根据票据法的一般规定，善意持票人的权利优于其前手且可不受票据当事人间债务纠葛的影响。同时，UCP500第9条对开证行、 保兑行有义务在议付信用证下“支付受益人所开立的汇票／或信用证项下提交的单据，并对……善意持票人无追索权。”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在远期L／C中汇票承兑后，法院可否发布止付令，U. C. C. 对此无明确规定，而《纪要》则明令禁止。远期L／C是指付款的行在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远期汇票和单据时， 先在汇票上履行承兑手续，俟汇票到期日再行付款的信用证。按UCP500第9 条“信用证不应要求凭申请人为付款人的汇票支付”的新规定，付款人将仅限于开证行或被指定的其他银行。承兑是远期汇票特有的制度，它对于确定汇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票据当事人尤其是受款人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汇票是一种他付证券，它是出票人为“委托”付款人支付票面金额与收款人而签发。由于出票人这种“委托”付款的出票行为在性质上是单方面法律行为，而非民法上的委托合同行为，它只能为收款人设定权利，却不能使付款人承担义务。也就是说，出票人的出票行为对付款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付款人对出票人的：委托”既可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即使是他与出票人之间存在资金关系和承担付款的约定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收款人取得汇票后，如果没有付款人的承兑（或不承兑）的行为，则收款人的权利始终处于一种期待的不确定状态，这势必对收款人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汇票的信用功能降低，影响其正常的流通。因此，承兑对于收款人利益的保护和增强汇票的信用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付款人而言，承兑是其自愿承担到期日支付票面金额与收款人的行为。在承兑之前，付款人没有承兑义务，但一旦付款人做出承兑，他就负有到期日付款的确定义务，即使是付款人与出票人之间未有资金关系或付款约定或其承兑之前并不知悉出票人的委托，只要其承兑即负有付款的义务，承兑是付款人承担付款义务的唯一要件。在信用证业务实践中，开证行或付款行对受益人或善意持票人提示的远期汇票进行承兑意味着其承担了对该汇票到期付款的确定性义务，而且这种付款义务是第一性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存在欺诈开证行也不能拒付、法院也不能发布止付令呢？从票据法的角度讲，并非如此。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存在票据抗辩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票据债务人可以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提出相应的事实或理由，否定票据权利人提出的请求，拒绝履行票据义务。这些相应的事实或理由称为抗辩事由。票据抗辩分为对物抗辩与对人抗辩。（注：赵威主编《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32页。）其中，票据债务人基于欺诈对票据原因关系直接当事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即属于对人抗辩中原因关系抗辩的一种。原因关系抗辩，是指基于票据债务人与票据权利人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原因关系所发生的抗辩。尽管票据是无因证券，但这只是就不存在的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而言；在存在直接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仍得以原因关系而提出抗辩。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直接债权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同时，第10条第1款还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据此，当原因关系为不法或无效，即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票据债务人可对其直接票据债权人提出抗辩，而不论承兑与否。在信用证业务中，当提交单据的是签发汇票的受益人本人而不是已经买单押汇的议付行时，开证行完全可以根据原因关系存在欺诈而提出抗辩。即使在开证承兑汇票后，只要其能证明受益人有欺诈行为，就仍享有抗辩的权利。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当然有权根据有关当事人的请求和事实，在开证行尚未对外付款以前，对其发布止付令。因此，拙见以为，《纪要》有关法院不能对远期信用证下已承兑的汇票发布止付令的规定是缺乏法理依据的。

　　法院发布止付令应注意的问题

　　虽然从以上论述可知，法院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针对信用证欺诈发布止付令的。但笔者认为，法院在发布止付令时，应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正如《纪要》中所指出的，颁布冻结不能仅考虑欺诈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意冻结令对银行信用的不利影响。除非有存在欺诈的充分理由，法院不宜干涉信用证业务。

　　首先，要对欺诈作严格解释。根据我国民法学界通行的理论，认定欺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欺诈一方必须是出于故意。所谓“故意”即当事人明知欺瞒行为可能使另一方当事人由于陷于错误的认识，进而希望另一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为的一定的行为。欺诈行为，包括积极的行为，如捏造虚假情况、歪曲真实情况等，也可以是消极行为，如隐瞒真实情况。由此可以判断，根据这一概念所界定的“欺诈”的范围必然是很宽泛的。而且，由于这一定义没有考虑信用证业务的特殊性，因而缺乏针对性。

　　目前对于这一问题，各国均无统一的认识。美国U. C. C.中将欺诈限定为“交易中的欺诈”至于“交易中的欺诈”是指受益人对开证行所为的欺诈，还是指受益人对开证申请人即买方所为的欺诈，U. C. C.却没有做明确规定，在Shaffer V. Brooklyn Park Garden Apartments中，美国法院认定受益人在向银行提交的证明文件中欺诈性地宣称申请人没有支付贷款的行为构成“交易中的欺诈”； 而在Bosser   Bank   &Trust Co. V. Union Planters National Bank一案中，法院认为， 受益人根据信用证要求出具的表明其有权获得款项的声明不因其目的与申请人之本意不一致而被认定为“交易中的欺诈”。上述判例反映出美国法院所坚持的“信用证独立于基础交易”的原则立场”。  而在UnitedBank V. Cambridge Sporting Goods Corporation一案中，当法庭发现受益人所装运的是“破旧、无垫衬的、撕裂的、发霉的拳击手套”而不是合同要求的“新拳击手套”时认定已构成“交易中的欺诈”并对银行发布了禁令。在NMC Enterprise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案中，法院根据合同相似的情况发布了禁令（注：THomas D. Crandall,M. J. Herbert, LaryLawrenc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在这两个案例中，法院又将信用证与基础合同联系在一起考虑。对欺诈认定，美国法院认为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欺诈行为必须为受益人所为而不是任何其他第三方；二，必须是受益人所为的积极欺诈行为并使整个交易的目的受到破坏。

　　以上判例反映出美国法院在处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所持的态度是既维护公平原则更兼顾正常的交易秩序和银行信用，同时，还对信用欺诈的当事人及危害程度作了限制。这些都值得我国在今后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加以借鉴。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笔者以为还有必要将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加以区分，以避免刑事诉讼机关轻率介入相关案件。（注：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载于《民商法论丛》第9 卷）刑事欺诈是指可以构成诈骗罪之欺诈，其已构成犯罪，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民事欺诈则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虽然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在构成要件和特征上具有相同之处。如，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均出于故意，并都希望达到一定的和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客观方面两者都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欺骗方法欺骗他人。但两者存在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形式上的欺诈需被欺诈人之财产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相当的损害。尽管各国法律对损害程度的规定不同，但都以造成损害为必要条件。而民事欺诈并不以被欺诈人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为必要条件，但在损失情况下，被欺诈人除可要求无效或可撤销外，还可同时主张损害赔偿。其次，由于民事欺诈不以被欺诈人受到损失为必要条件，因此民法上不存在欺诈未遂问题。而刑事欺诈必须以取得的公私财务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因此在因犯罪人本人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获得数额较大的财务时，仍构成诈骗罪未遂。第三，民事欺诈中欺诈人获得不法利益的同时，一般还承担着约定义务。且其不法利益的取得，多是通过履行一定的民事义务而获得。刑事诈骗犯罪分子是毫无履行义务的意思而无偿占有他人财务，即由诈骗行为直接取得不法利益而不履行任何义务，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以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履约的能力、担保能力和是否履行了部分义务为划分刑事欺诈与民事欺诈的界限之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信用证欺诈属于民事欺诈的范畴；只有当法院没有及时或不能以发布止付令或冻结财产的方式阻止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获得货款时，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才构成刑事欺诈。

　　同时，即使刑事欺诈案件成立，通过侦察措施限制证下贷款汇出国境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由于国际经济犯罪涉及各国刑事管辖权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的问题，由我国追诉机关根据保护管辖或属人管辖等原则管辖我国域外的信用证诈骗犯罪几乎没有可行性”（注：《信用证下贷款止付与支付的研究》向明华载于《法商研究》 1997年第4期）。

　　基于对欺诈的严格定义，申请止付令一方应负严格而繁重的举证责任。它必须能够证明：（1）欺诈已经发生而不是臆想中的欺诈。（2）受益人参与了欺诈，对欺诈知情或对欺诈负有其他个人责任，否则受益人不应因第三人的过错而丧失其证下受款权。（3 ）其将因欺诈而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否则，申请人就应利用其他救济手段获得补偿。如果申请人能证明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认定损害无法弥补。1 ）追偿损失的费用将超过贷款，2 ）受益人有财务状况表明其将无力补偿申请人的损失，3）损失因被告所在地司法不公等原因而无法追偿等。4）禁令申请者须提供充分担保（注：《信用证下货款止付与支付的研究》向明华载于《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

　　止付令的法律性质

　　作为解决信用证欺诈问题的主要救济手段止付令与冻结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止付令指法院以判决或裁定的形式禁止付款行为，或开证行向受益人或非正当持票人支付货款的命令。而冻结令是我国民诉法上财产保全的措施之一，指法院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对被申请人的涉案财产加以冻结的一种措施。在信用证欺诈案件中，银行并不是当事一方，被申请人应是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而申请人申请冻结的款项为尚未付出的贷款。这一部分货款在申请人交付开证押金情况下，为申请人本人的财产；在无开证押金情况下则为银行根据信用证的融资功能和银行承担的第一性付款义务应支付的属于银行的资金。这两种情况均不符合冻结的条件。因为申请人申请冻结自己的财产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法院无权冻结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面的财产。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发布“冻结令”是不恰当的。

　　止付令根据其发布的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和法律依据。首先，在诉讼前与诉讼中法院发布的止付令，其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措施，是程序法上的救济措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94条的规定，在诉讼发生前或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对有关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这两种保全措施的共同特点在于：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只要声称情况紧急，不立即进行保全就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提供担保情况下，就会得到此类救济；同时，这两类保全措施都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即，在诉前保全情况下，利害关系人不在提出保全请求后15天内提起诉讼，或在两种情况下，法院的终局判决与保全措施不一致，相应的保全措施将会马上解除。

　　第二类是作为法院终局判决的止付令。这一类止付令是法院根据相关实体法，主要是民法与相关特别法，为解决信用证欺诈而采取的实体法上的救济措施。

　　由于获取程序法上的止付令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因此这一类止付令极易被当事人滥用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和我国银行的信誉。法院在使用这类止付令时应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做必要的审查，尽量减少或避免负面影响的产生。

　　综上所述，在信用证制度中可否援引欺诈而发布止付令，本质上带有商业制度与公平理念相制衡的色彩。法院在裁决此类案件时，应综合事实与法律，兼顾各方利益而慎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