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1.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中国外资数量这个侧面了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外资在中国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9到1991年可以作为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是第二阶段，2002年以来则是第三阶段。 
　　从1979-2008年我国引进外国投资规模的趋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十年来中国引进外资数量曲线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外资数量不多，每年不过20-30亿美元。从1992年到2001年外资数量大幅度增长，在1998年达到455亿美元。从2001年起到2008年，外资数量逐年迅速攀升，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我国吸收外资突破900亿美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中，把在华外国直接投资视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据此，本文在论述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时使用的统计数字与外资数字共用。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持续增加，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潮流。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与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几乎完全吻合。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规模，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中国恰恰都处在世界的前沿。 
　　三十年来，中国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开放引资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具体地讲，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利用外资起着引进经济增长要素，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引进外资不仅起到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前一点的作用很容易被人们认识和理解，而后一点的作用却容易被人们忽视。 
　　当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企业成长壮大之时，不少人认为，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发展经济，是否有必要让跨国公司来分享或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我们要正确地评价开放引资在推动我国现代产业和现代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经济运行机制转型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样，可以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意义，坚持开放引资、促进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现代企业发展 
　　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个阶段，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催生了中国现代企业。上个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末，在我国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企业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技术和产品与跨国公司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通过引进国外新产品、新装备和新技术，中国企业进行了一场技术革命，从日本、美国、欧洲等跨国公司引进了大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一批新兴企业脱颖而出，例如联想、四通、TCL、海尔、长虹等公司，通过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在家用电器或者IT等产业尽领风骚，继而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企业。 
　　第二个阶段，外资企业的建立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中国最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企业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1979年我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法。外资企业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企业的示范。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建或改革。随着1994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开始实施，大批的民营企业按照公司法建立，国有企业也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 
　　 
　　第三个阶段，通过强化公司责任推广现代公司责任理念。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市场开始出现，跨国公司开始向全球公司转型。全球公司比过去的跨国公司更加注重企业全面的责任，即不仅强调企业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负责，而且强调社会与环境责任。2000年全球契约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包括全球公司致力于把责任推广到全球范围，全球战略与全球责任相对应。近年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互动，在企业中积极推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现在，不仅一大批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民营企业都已经把社会和环境责任纳入企业的经营原则。 
　　 
　　(三)跨国公司与中国现代产业发展 
　　我国许多产业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在外国投资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的作用远不止于提供了我国经济发展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现代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催生现代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从整体上提升我国产业的水平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首先，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催生了一批现代产业。1979年到1991年，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在数额上不多，主要是销售商品或进行技术转让。中国轿车、家用电器、通讯设备、饮料、工程机械等现代制造业都是通过引进跨国公司技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推动现代产业发展。1992年以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投资方式也从过去主要以转让技术为主转变为在华直接建立制造组装企业。与之相配套的许多民营企业纷纷进入80年代刚刚建立和形成的现代制造业。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和众多民营企业的兴起给国营企业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也加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成长。通过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促进，中国现代产业迅速壮大，中国成长为全球主要的制造基地。到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中国许多产业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组成部分，包括钢铁、家电、通讯设备等产业。 
　　第三，跨国公司并购促进中国产业重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并购投资逐步成为其投资的重要方式。跨国公司的并购可以促进中国各个产业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促进中国产业的转型和重组，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遗憾的是，不少人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活动心存疑虑和抵牾。质疑企业“姓中姓外”，排斥外资企业。最近几年，一些企业和一些部门抵制外资并购。这一做法不仅推迟了国内各个产业通过并购等方式往做强的方向发展，而且使一批企业错过了就近学习跨国并购的机会。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跨国公司在华业务发展对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的三大影响分别发生在中国引进外国投资的三个重要阶段。这不是偶然的在时间段上的相交，而是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框架下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营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四)跨国公司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单纯依赖本国资源是不足以支撑其发展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吸纳国际资源。19世纪英国、德国的崛起以及20世纪美国、日本的崛起都是如此，这些国家崛起之时往往借助了暴力或者不公平贸易掠夺别国资源。 
　　当今，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除了需要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以外，还需要从全球获取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也还需要得到广大的全球市场。然而，与历史上崛起的西方大国不同，中国不会以战争等暴力手段，也不会通过不公平交易等经济手段获取这些资源。中国通过和平的发展道路和公平的交易方式，与世界各国相互合作、互利共赢，通过市场竞争的渠道吸纳和整合国际资源。

2. 跨国公司的发展规模

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实际上充当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先锋。许多跨国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从跨国经曹转向全球经营的10年间，其海外资产、收入和雇员等跨国指数大大提高。1994－2004年，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从41.1%提高到53.4%，1995－2004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则从48.9%提高到56.8%。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过去的多国发展战略调整为全球发展战略。全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跨网公司全球化程度达到一定高度，如海外资产、海外收入和海外雇员均超过总资产、总收入和总雇员的50%，实际上这些公司就可以视为全球公司.全球公司通过全球战略、管理架构和理念文化的调整，成功地吸纳棋合了全球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竞争力和赢利能力.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设置营销服务、制造组装、研发设计等中心，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在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建立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结点。许多制造业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和主要销售市场。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也作为研发设计中心。根据商务部资料，跨国公司在华已经设立了约800个研发中心。通过在全球范围设立营销服务、制造组装和研发设计中心。跨国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全球产业链.现代市场竞争已经从单一企业间点对点的竞争上升到产业链的竞争。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扮演了世界生产组织者的角色，也伴随全球化进程迅速壮大，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约有6.5万家，共拥有约8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2001年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额约为19万亿美元，是同期全球出11额的两倍多。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己占世界总产值的45%，其内部和相互贸易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卜，投资已占全球累计直接投资的90%。企业的跨国兼并是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规模经济的需要.生产在全球组织，竞争也在全球展开，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企业跨国兼并的条件。始于1993年的全球企业兼并浪潮持续至今势头未减。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己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随着发展，辱，国家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兼并也会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兼并往往是为了击垮竞争对手，被兼并公司往往被分割出售。90年代以来，兼并更多是为了节约经营开发费用。得到新思想、新产品、新技术，实现更好的管理和经济规模，实现企业间的优势互补，以提高竞争实力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显然，这种兼并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兼并双方的共同发展。企业的跨国兼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模糊民族国家的经济界线。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早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加快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如德、法、日、美汽车工业进军中国轿车工业，加快了中国轿车工业现代化的步伐。从坏的方面来说，被兼并国家的经济主权在有些情况下会受到侵害，如当一个图家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电信、铁路、电力、银行、保险等行业的控股权被外国公司掌握以后，这个国家在非常时期就难以确保自己的政治独立。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的经营方式，促进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带动了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跨国公司并不是慈善机构，它们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导向，其资金和技术也只能流向最能使它们获利的地区，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名牌产品影响着各国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跨国公司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则需要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相互补充，可以达到各取所需的目的。但是.发展中困家更关心以外资促进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无疑是存在矛盾。如果应对不当，跨国公司就会对该国的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在新世纪中，全球企业的并购、重组活动还会掀起新的浪潮。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在全球的竞争力，跨国公司将通过并购不断扩人规模，“巨无霸”、“大哥大”式的跨国公司将会不断涌现，并把经营活动的触角进一步扩大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各个产业.一些新兴国家的企业为了生存。中国式跨国公司并购造中国式跨国公司：野蛮生长的无品牌巨人?不久前，联想用10亿元收购了巴西当地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CCE公司；海尔36亿元要约收购新西兰最大家电制造商斐雪派克的消息正在一波三折的进行中；而华为又传出将新增130亿元扩大在英国的投资。而在早些时候，三一重工收购了混凝土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万达鲸吞了美国AMC院线。“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至今却没有一家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这是百度李彦宏不久前在一个经济论坛上发表的感慨。美国《新闻周刊》亦曾做过一期“没有品牌的巨人”的封面专题，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它的顶级公司依然令人惊异的默默无闻。”显而易见，中国企业仍旧处于野蛮生长、粗放经营的阶段，至今也没有一家足以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匹配的跨国品牌企业。于是，那些站在时代潮头浪尖的企业家，开始了他们的求索之路。尤其是在眼下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时刻，中国企业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近两年，海外并购热潮再起，意味着这些企业寄希望于采用海外并购的手段，以维持中国经济收缩周期阶段企业的正常扩张和发展。并购铸就中国式跨国公司，是一条怎样的路径?眼下这股浪潮，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什么?相比于前两年央企占据主导外，这一次，民营资本成为了中国资本海外扩张的生力军。不管是在主权债务危机肆虐的欧洲腹地，还是不断推出货币刺激、经济复苏乏力的美国市场，抑或是正在告别“黄金十年”盛宴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民营企业已经或者正在实施各种大手笔并购。他们的“胃口”不是一般的大。可以说，中国经济领域最耀眼的几颗“星级”民企，在如今经济形势十分微妙的时刻，率先扬帆出海，试图寻找到新的价值洼地。这个时候出去，因危机带来的海外资产价值正处于低估阶段，单从成本收益角度衡量，确实是难得的并购时机。再加上目前国内实体经济空心化和泡沫化趋势严重，现金流充沛的民营资本顺势而动，至少博取差价利润问题不大。但比投机利润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这些“星级”民企走出去，是否能够提升他们的整体竞争力?无论是技术创新水准，还是品牌塑造，只有这些硬实力的提升，才能达到海外并购的最终目的。否则，仅为海外抄底“赚钱”，显然不能成为这些有担当的中国民企应有的思维水平。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无数关于并购的研究报告表明：大约有50%-70%的并购案例失败，要么是因预期的协同效应无法实现而导致双方“离异”，要么是合并后企业的价值并未得到真正的提升。市场化浪潮20年，中国企业倒是已经学会了按逻辑办事，而不像早期那般凡事“拍脑袋”决策，但是在海外整合过程中，经验和技巧十分缺乏，要么是不善管理，要么是文化隔阂，难以和被并购企业形成合力，更奢谈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甚至恰恰相反，部分中国企业习惯在各种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如鱼得水”，一旦进入真正市场经济环境却不能够适应，最终只能是被拍到岸边，活活“渴死”。他们往往更善于用“中国式”逻辑解决问题。应该说，并购固然能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条“捷径”，在国内整体实业环境艰难、政商博弈极其复杂的当口，民企掌舵者选择这条路算是明智。但这些企业家必须明了，在整合、消化尚且难以做好的情况下，海外并购只是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学习、试错的机会，顺道赚点“小钱”。铸就伟大的跨国品牌，不可能依赖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之路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而在品牌运营及经营管理方面又不擅长，如何能够突围，真正打造出属于世界级别的大品牌，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坚持。

3. 跨国企业的产生发展

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与资本输出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输出大大发展起来，这时才开始出现少数跨国公司。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开始跨国性经营。例如，美国的胜家缝纫机器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爱迪生电器公司、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等都先后在国外活动。这些公司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先驱。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跨国公司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有所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得到迅速发展。美国跨国公司的数目、规模、国外生产和销售额均居世界之首。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全球跨国公司的排名，前十名依次是英荷壳牌集团RoyaI Dutch Shell，美国的Ford、 GM、Exxon、 IBM，英国石油BritishPetroleum，瑞典及瑞士合资的Asea Brown Boveri，瑞士的Nestle，荷兰的飞利浦，美国的 Mobil。前十名中美国占了五名。这是按公司海外资产进行的排名。若按销售额排列，美国依然居前列。 1987年按销售额排列的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的金字塔，在高踞塔尖的23家中，美国占了10家，平均每家年销售额高达250亿美元。在紧接塔尖之下的52家中，美国占了21家，平均每家年销售额达100亿美元。1987年600家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的销售总额高达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2%，西欧占32%，日本占18%，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占2%。从利润收益来看，1980—1987 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在平均水平以上，而日本跨国公司则在平均水平以下。这可能与日本为了加强竞争，在这段时期内大量投资进行科研创新活动有关，而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在销售额中的比重在这一时期都下降了。据联合国有关机构1993年的统计，世界上共有37000家跨国公司其海外附属公司总计达17万家。37000家母公司中，90%是西方国家的，90%中又约有一半属于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意大利五国。属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只有2700家。在跨国公司的发展中，美国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和比重，而日本作为后起之秀穷追不舍，亦不可小看。据权威杂志《幸福》评选的1993年全球最跨国公司排名以销售额为序，1993年全球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美国独占鳌头，有159家上榜，其中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埃克森名列前三名；日紧随美国之后，有 133家企业入围。另外上榜的有：英国41家，德国32家法国26家，韩国12家，瑞典12家，澳大利亚10家，瑞士9家。在全球大500家服务公司中，美国占136家，英国和德国各43家，日本40家其三井公司名列榜首，法国29家，加拿大17家，意大利15家，西班牙14家。

4. 跨国经营的兴起发展

跨国经营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在印度及远东进行掠夺性贸易的殖民地公司，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先导，他们主要是输出产品和掠夺资源。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迅猛向前推进，一些拥有技术垄断优势的企业在国内站稳脚跟后相继到国外设厂开始跨国经营。1865年拜尔公司通过间接投资购买了美国纽约州爱尔班尼苯胺工厂的股票，不久又把它吞并为自己的分厂。1866年诺贝尔公司在德国汉堡投资办起了一家炸药工厂，从此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创建了庞大的世界炸药工业体系。这几家企业是开展跨国经营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新技术革命使企业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还推动企业的资本输出，许多大企业纷纷抢占国际市场，加速海外扩张，如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巴斯夫公司等都先后进入跨国经营的行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总额为440亿美元。那时资本输出只限于英、法、德等少数国家，跨国公司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经济和贸易带来极大的创伤，给跨国公司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美国借助于先进的新兴工业技术及“效率革命”加快了跨国经营的步伐。1914-1938年美国187家大公司新建了785家海外子公司，超过世界跨国公司总数的50%。到1945年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为200亿美元二战结束后，由于科学技术的显著进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欧美各国的跨国公司重整旗鼓，日本也开始大规模地开展海外经营，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印度、墨西哥的跨国公司日益增多。企业再也没有必要在空间上集于一处，而是在成本最低的地点落脚，以高效的通讯设施组成整体，以求得产品价值链各环节总体最大收益。

5. 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转变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国家间的界限，什么是决定企业国际竞争的成败更成了战略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Rumelt，Schendel&Teece，1994)。近20年以来，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作为全球资本、知识和全球价值体系流动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尽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在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商务政策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自身制度、经济环境的变革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和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本质及其特征，无论是对于中国今后外资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立自身竞争优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演进过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于共生演进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共生演进机制的提出

　　长期以来，围绕环境选择和组织适应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环境影响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机会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环境，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战略选择理论为代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外部环境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最优的组织形式。在综合多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Lewin和Volberda(1999)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演进(Co-evolution)的观点，认为组织的企业战略转变以及新组织形式的产生是由组织间直接的互动关系和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反馈造成的，反映了一种递归关系而并不一定是组织适应或环境选择的直接结果，具有多层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线性、正向反馈以及路径、历史依赖等特点。

　　从本质上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及其影响作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适应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制度、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演进发展的诱因。全球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多层次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共生演进”的演化机制(见图1)，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


　　首先，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战略机会并实现资源的整合，已成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在不断促进资本、技术和知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同时，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区位优势和产业形态构成要素的改变。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下，以WTO、IMF等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产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演进过程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

　　第三，在全球经营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营运活动被进一步地纳入到其全球化经营网络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也进一步地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战略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发展目标之间、跨国公司内部文化与发展中国家当地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双方议价能力的对比变化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进过程。

　　二、全球化与全球战略——基于战略性资产的演化机制

　　全球化被认为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IMF，1997)。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形态演变的不同阶段，“全球战略”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始终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全球战略往往仅局限于那些处于“全球化产业”的企业。在这些产业中，企业在一国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往往会受到其在其他国家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而企业全球战略的着眼点在于企业如何通过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布局来实现范围经济，以及成本和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从而确立其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对“全球战略”讨论的不断深化，“全球战略”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个别产业的界限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竞争优势的主动选择。同时，“全球战略”的内涵也从单纯的跨国经营，转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管理企业全球价值增值体系内人员、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Porter(1986)曾指出，所谓全球战略不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跨越国界，而且还包括如何将这些国外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寻求各种机遇，从全球范围构造企业的整体优势。Ghoshal(1987)从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和竞争优势来源两个纬度提出了全球战略的解释框架，认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目标主要分为：实现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担投资)、管理风险(如分散地区风险)以及创新学习和适应(如组织内部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交流)，全球战略目标的不同直接导致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实现途径的差异。

　　从全球竞争环境的现状看，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技术创新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动因。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形态也从基于成本、规模的竞争逐渐转向基于知识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之间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相互影响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一演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竞争环境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活动的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球化极大地影响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和性质，使其更具有流动性、知识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点，而各种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如各种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制度资本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目标逐渐从效率成本转向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实现，其战略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转向战略性资产寻求。所谓战略性资产主要是指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一组难以交易、难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资源和能力的组合。跨国企业战略性资产寻求战略正是在企业现有资产组合的基础上，为强化企业竞争优势而获取新资产和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国公司国外总产值有60%集中在先进技术部门。为确保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跨国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到世界科研经费总数的3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的500家最大跨国公司集中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如何在现有能力和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迅速获取和整合各种新的互补性资源，则成为决定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一般性竞争转向超强竞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也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的资源或市场份额，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全球范围内识别和利用互补性和协同性的战略资源，并有效的实现全球性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过对制药产业和电子行业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当地资源帮助跨国公司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不是开发其已有的存量知识。并且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研发上的竞争能力，例如设址于主要的创新中心，或直接对当地拥有研发实力的公司进行收购等(Kuemmerle，1999)。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外商投资的热点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战略动机从一般的成本、市场寻求转向当地高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挖掘利用，其竞争形态从一般的成本竞争、市场竞争转向对知识产权的争夺和技术标准的竞争(如跨国公司在中国3G产业标准上的竞争)。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外资占主导地位的领域。2001年，中国整个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已经占到1/4。而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发明专利2/3是外商在中国注册的;利润70%—80%流向了外资企业。从本质上看，种种变革趋势实际上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区域专有性资产的一种表现。

　　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环境演变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得更加依赖于知识密集型资产。随着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技术、资本和产品的跨国流动变得更为便捷和频繁，以至于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过距离上的移动或获取的(优势)已不再成为竞争优势，今天真正的竞争优势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动的事物。

　　首先，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进行，跨国公司的区域选择更加自由并更具流动性。而在吸引跨国投资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激励和优惠政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效果却在逐渐减弱。

　　其次，在技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成本和自然资源等传统区域优势在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区域积聚则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区域优势之间变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赖，并呈现出相互影响、路径依赖的演化特点，也就是说企业在时间t+1的所有权优势取决于其在时点t的资产的地域组合，而东道国在t+l的区位优势取决于其在在时点t吸引公司所有权优势的能力。

　　(一)区位竞争优势的演变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基本内核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各国的外资策略，跨国公司的竞争或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以往在区位优势相近的情况下，那些对外资采用更多财政激励和补贴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流向地，但是这种策略更多的是对资源寻求性FDI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企业间的竞争已超越技术、成本和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单项角逐，这种竞争变成是各全球供应链优劣高下的综合竞争(TanK.C.A，2001)。跨国公司一方面不断实施供应链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应企业拥有更多专有技术或范围经济，则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议价能力;而如果本土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则会降低其还价能力和自主性。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往往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和沉淀成本的投入，在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往往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导向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吸引外资策略的重点应逐步从资源寻求型转向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战略为主导的跨国公司，以达到通过外资带动技术产业升级的目的。提升国家专有区位优势(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种程度的非移动性创造资产(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为吸引这类跨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这方面的变化，集群效应作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区位优势则更加凸现出来。薛求知等(2005)认为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与东道国进行无形知识、思想和学习交流的机会。随着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集群中的参与程度普遍提高。任胜刚(2005)等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证分析认为，这些区域内大量跨国公司投资的集聚促进了集群的生成，并有效地推动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区域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区内与区外经济的联系，通过要素的集聚、整合转换成经济能量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变

　　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围内整合战略性资产的重要表现。目前，理论上较为一致观点认为，通过跨国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动特别是本地化的研发活动能够对所在国产生潜在的知识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从这种研发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问题，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于对印度的研究发现，不同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间能够从互相的研发活动中受益，但是对于本地公司却不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同时也未能观察到跨国公司在开发本地公司研发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显然是否能够从这种溢出效应中获益，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则变得尤为关键。

　　Lane和Lubatkin(1998)针对跨国公司间和战略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发现，如果在组织柔性得到提升，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得到鼓励，员工在行为方式选择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条件下，本地合资方能够提升他们学习的能力。从战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动态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种“企业凭借获取、消化、转化以及运用知识以形成动态组织能力的一组组织常规和过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而且包括组织重视、消化和商业化新知识的组织能力的结构性特点(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往往更具变动性(volatility)，战略和组织的柔性对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企业所有权形式、公司治理安排以及人力资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层团队的百动(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对知识转移和组织变革的机会识别(Newman，2000)等都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企业家能力的演变

　　企业家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从国外合作方获取的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往往促成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实际上挤占了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起着推动创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许多对本土成功企业的研究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或经理在以往的经历中都与跨国公司有联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发现，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经理都曾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供职。Ahenburg(2000)的研究则证实了许多脱离于原跨国公司，并成为独立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却与跨国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演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为设置的人类行为限制因素”。相应地，Davis and NoAh(1971)将“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制规则，塑造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约构成。正式制约包括政治规则、司法系统和经济合同;非正式制约包括社会性的行为规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识形态(scott，1995)。尽管众多发展中国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其发展潜力和市场机会也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但是其基础性的市场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缺乏政治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战略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这种环境中，本地企业往往依赖于其基于社会网络的整合机制来克服各种形式的市场失效(Peng，2000)，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应如何面对这种制度上的异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相关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例如广泛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实行私有化与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同时，旨在促进投资保护以及投资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参与，规范跨国公司和各主权国家行为的制度与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个国家做出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共1452项管制变动中，有94%是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从1980年年底181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项，其中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此类协定也日益增加。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项。应当看到，这种政策改变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影响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但同时也是随着跨国公司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对本地政府进行游说或直接谈判的结果，一些跨国公司有着展开近乎主权国行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环境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这是受到当时特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与联系更加依赖于彼此间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跨国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会选择通过合资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与本地市场、企业和制度间的广泛联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呈现出独资化的趋势。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5)显示，世界500强中国投资的120个项目中，约有40%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控股。这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跨国公司正逐渐摆脱当地网络关系的依赖而转向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竞争。跨国公司竞争模式与本地环境之间正构成了一种共生演进的选择与适应关系。

　　五、结论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新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其全球战略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调整将广泛地影响到其区位优势的构成和对外贸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间往往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而纷纷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但是在当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其战略目标正在从传统的效率和成本引导、市场引导转向以创新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能力架构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认识到单纯的激励政策作用正变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创新和知识性资源的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促进区域内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开发的基础环境建设则变得尤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开发、产业集群的培育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是全球化进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影响也是多方位的，我们只有从动态的、全面的观点去审视这种转变的实质才能够准确定位自身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6. 跨国经营的发展阶段

企业跨国经营发展大都是从扩大商品出口为起点，逐步走向国外投资，向国外搞跨国经营的重点转移。美国到20世纪60年代已基本完成这一重点转移，其发展过程经历以下3个阶段：1、建立国外营销网点，扩大国外销售。2、通过在国外投资设厂，在国外进行直接生产和销售。3、在国外进行直接生产和销售的同时，实现企业内部的国际性分工。

7. 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国家间的界限，什么是决定企业国际竞争的成败更成了战略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Rumelt，Schendel&Teece，1994)。近20年以来，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作为全球资本、知识和全球价值体系流动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尽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在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商务政策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自身制度、经济环境的变革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和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本质及其特征，无论是对于中国今后外资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立自身竞争优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演进过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于共生演进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共生演进机制的提出
　　
　　　　长期以来，围绕环境选择和组织适应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环境影响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机会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环境，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战略选择理论为代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外部环境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最优的组织形式。在综合多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Lewin和Volberda(1999)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演进(Co-evolution)的观点，认为组织的企业战略转变以及新组织形式的产生是由组织间直接的互动关系和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反馈造成的，反映了一种递归关系而并不一定是组织适应或环境选择的直接结果，具有多层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线性、正向反馈以及路径、历史依赖等特点。
　　
　　　　从本质上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及其影响作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适应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制度、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演进发展的诱因。全球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多层次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共生演进”的演化机制(见图1)，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
　　
　　　　 
　　
　　
　　
　　　　首先，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战略机会并实现资源的整合，已成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在不断促进资本、技术和知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同时，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区位优势和产业形态构成要素的改变。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下，以WTO、IMF等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产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演进过程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
　　
　　　　第三，在全球经营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营运活动被进一步地纳入到其全球化经营网络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也进一步地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战略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发展目标之间、跨国公司内部文化与发展中国家当地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双方议价能力的对比变化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进过程。
　　
　　　　二、全球化与全球战略——基于战略性资产的演化机制
　　
　　　　全球化被认为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IMF，1997)。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形态演变的不同阶段，“全球战略”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始终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全球战略往往仅局限于那些处于“全球化产业”的企业。在这些产业中，企业在一国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往往会受到其在其他国家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而企业全球战略的着眼点在于企业如何通过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布局来实现范围经济，以及成本和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从而确立其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对“全球战略”讨论的不断深化，“全球战略”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个别产业的界限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竞争优势的主动选择。同时，“全球战略”的内涵也从单纯的跨国经营，转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管理企业全球价值增值体系内人员、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Porter(1986)曾指出，所谓全球战略不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跨越国界，而且还包括如何将这些国外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寻求各种机遇，从全球范围构造企业的整体优势。Ghoshal(1987)从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和竞争优势来源两个纬度提出了全球战略的解释框架，认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目标主要分为：实现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担投资)、管理风险(如分散地区风险)以及创新学习和适应(如组织内部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交流)，全球战略目标的不同直接导致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实现途径的差异。
　　
　　　　从全球竞争环境的现状看，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技术创新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动因。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形态也从基于成本、规模的竞争逐渐转向基于知识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之间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相互影响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一演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竞争环境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活动的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球化极大地影响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和性质，使其更具有流动性、知识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点，而各种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如各种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制度资本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目标逐渐从效率成本转向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实现，其战略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转向战略性资产寻求。所谓战略性资产主要是指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一组难以交易、难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资源和能力的组合。跨国企业战略性资产寻求战略正是在企业现有资产组合的基础上，为强化企业竞争优势而获取新资产和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国公司国外总产值有60%集中在先进技术部门。为确保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跨国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到世界科研经费总数的3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的500家最大跨国公司集中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如何在现有能力和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迅速获取和整合各种新的互补性资源，则成为决定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一般性竞争转向超强竞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也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的资源或市场份额，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全球范围内识别和利用互补性和协同性的战略资源，并有效的实现全球性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过对制药产业和电子行业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当地资源帮助跨国公司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不是开发其已有的存量知识。并且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研发上的竞争能力，例如设址于主要的创新中心，或直接对当地拥有研发实力的公司进行收购等(Kuemmerle，1999)。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外商投资的热点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战略动机从一般的成本、市场寻求转向当地高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挖掘利用，其竞争形态从一般的成本竞争、市场竞争转向对知识产权的争夺和技术标准的竞争(如跨国公司在中国3G产业标准上的竞争)。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外资占主导地位的领域。2001年，中国整个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已经占到1/4。而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发明专利2/3是外商在中国注册的;利润70%—80%流向了外资企业。从本质上看，种种变革趋势实际上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区域专有性资产的一种表现。
　　
　　　　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环境演变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得更加依赖于知识密集型资产。随着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技术、资本和产品的跨国流动变得更为便捷和频繁，以至于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过距离上的移动或获取的(优势)已不再成为竞争优势，今天真正的竞争优势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动的事物。
　　
　　　　首先，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进行，跨国公司的区域选择更加自由并更具流动性。而在吸引跨国投资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激励和优惠政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效果却在逐渐减弱。
　　
　　　　其次，在技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成本和自然资源等传统区域优势在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区域积聚则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区域优势之间变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赖，并呈现出相互影响、路径依赖的演化特点，也就是说企业在时间t+1的所有权优势取决于其在时点t的资产的地域组合，而东道国在t+l的区位优势取决于其在在时点t吸引公司所有权优势的能力。
　　
　　　　(一)区位竞争优势的演变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基本内核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各国的外资策略，跨国公司的竞争或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以往在区位优势相近的情况下，那些对外资采用更多财政激励和补贴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流向地，但是这种策略更多的是对资源寻求性FDI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企业间的竞争已超越技术、成本和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单项角逐，这种竞争变成是各全球供应链优劣高下的综合竞争(TanK.C.A，2001)。跨国公司一方面不断实施供应链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应企业拥有更多专有技术或范围经济，则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议价能力;而如果本土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则会降低其还价能力和自主性。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往往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和沉淀成本的投入，在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往往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导向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吸引外资策略的重点应逐步从资源寻求型转向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战略为主导的跨国公司，以达到通过外资带动技术产业升级的目的。提升国家专有区位优势(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种程度的非移动性创造资产(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为吸引这类跨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这方面的变化，集群效应作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区位优势则更加凸现出来。薛求知等(2005)认为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与东道国进行无形知识、思想和学习交流的机会。随着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集群中的参与程度普遍提高。任胜刚(2005)等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证分析认为，这些区域内大量跨国公司投资的集聚促进了集群的生成，并有效地推动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区域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区内与区外经济的联系，通过要素的集聚、整合转换成经济能量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变
　　
　　　　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围内整合战略性资产的重要表现。目前，理论上较为一致观点认为，通过跨国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动特别是本地化的研发活动能够对所在国产生潜在的知识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从这种研发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问题，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于对印度的研究发现，不同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间能够从互相的研发活动中受益，但是对于本地公司却不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同时也未能观察到跨国公司在开发本地公司研发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显然是否能够从这种溢出效应中获益，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则变得尤为关键。
　　
　　　　Lane和Lubatkin(1998)针对跨国公司间和战略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发现，如果在组织柔性得到提升，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得到鼓励，员工在行为方式选择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条件下，本地合资方能够提升他们学习的能力。从战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动态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种“企业凭借获取、消化、转化以及运用知识以形成动态组织能力的一组组织常规和过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而且包括组织重视、消化和商业化新知识的组织能力的结构性特点(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往往更具变动性(volatility)，战略和组织的柔性对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企业所有权形式、公司治理安排以及人力资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层团队的百动(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对知识转移和组织变革的机会识别(Newman，2000)等都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企业家能力的演变
　　
　　　　企业家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从国外合作方获取的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往往促成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实际上挤占了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起着推动创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许多对本土成功企业的研究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或经理在以往的经历中都与跨国公司有联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发现，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经理都曾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供职。Ahenburg(2000)的研究则证实了许多脱离于原跨国公司，并成为独立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却与跨国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演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为设置的人类行为限制因素”。相应地，Davis and NoAh(1971)将“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制规则，塑造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约构成。正式制约包括政治规则、司法系统和经济合同;非正式制约包括社会性的行为规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识形态(scott，1995)。尽管众多发展中国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其发展潜力和市场机会也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但是其基础性的市场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缺乏政治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战略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这种环境中，本地企业往往依赖于其基于社会网络的整合机制来克服各种形式的市场失效(Peng，2000)，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应如何面对这种制度上的异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相关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例如广泛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实行私有化与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同时，旨在促进投资保护以及投资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参与，规范跨国公司和各主权国家行为的制度与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个国家做出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共1452项管制变动中，有94%是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从1980年年底181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项，其中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此类协定也日益增加。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项。应当看到，这种政策改变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影响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但同时也是随着跨国公司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对本地政府进行游说或直接谈判的结果，一些跨国公司有着展开近乎主权国行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环境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这是受到当时特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与联系更加依赖于彼此间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跨国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会选择通过合资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与本地市场、企业和制度间的广泛联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呈现出独资化的趋势。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5)显示，世界500强中国投资的120个项目中，约有40%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控股。这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跨国公司正逐渐摆脱当地网络关系的依赖而转向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竞争。跨国公司竞争模式与本地环境之间正构成了一种共生演进的选择与适应关系。
　　
　　　　五、结论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新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其全球战略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调整将广泛地影响到其区位优势的构成和对外贸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间往往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而纷纷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但是在当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其战略目标正在从传统的效率和成本引导、市场引导转向以创新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能力架构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认识到单纯的激励政策作用正变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创新和知识性资源的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促进区域内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开发的基础环境建设则变得尤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开发、产业集群的培育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是全球化进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影响也是多方位的，我们只有从动态的、全面的观点去审视这种转变的实质才能够准确定位自身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8. 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2007年，公司荣获多项殊荣，包括获标准普尔公司选为「全球40大上市房地产公司指数成分股」、入选「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中国大陆在香港上市房地产公司综合实力TOP10第一名、再次获得「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综合实力TOP10」、并以86.23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第四年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领导品牌；同时还荣获「中国蓝筹地产」榜首企业、「中国最佳品牌20强」等荣誉称号。中海地产的7个项目在品质、设计、管理等方面获得詹天佑大奖，占总量的三成多。此外，中海地产还荣获2007中国房地产业创建知名品牌（商标）企业和创建知名品牌（商标）推动力优秀企业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