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巴金《家》的作品

1. 有关巴金《家》的作品

巴金的《家》 
作者：司马长风 

巴金自己偏爱《雾、雨、电》，但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是《家》。 
关于爱情三部曲，刘西渭在《咀华集》里已有透辟的分析和批评，这里评介一下新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一部小说枣《家》。 
我最初读的巴金作品，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给我的印象很坏。不但文字谈不上精美，所写的人物也莫名其妙，因为中国从没发生过它那其主义的革命，对那些虚无而疯狂的角色无从理解。因此，巴金自己虽然每读一遍便“泪浪滔滔”，但是在绝大多数读者则味同嚼蜡。《家》则完全不同，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 

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来对照四川成都北门政通顺街的李公馆，即巴金的老家。这原是很自然的。因为作者既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激流》中的高家正是当年李公馆的投影。但这并不能就此可以把《激流》中的每个角色，去对照李公馆里的每个人物。像人们不应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去对照生活中的曹雪芹一样；谁如果把《家》中的觉慧，去当作少年巴金来看待，那他就永远不会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巴金的少年时代生活形象的丰富性、真实性和复杂性。 


大家知道，巴金自己说过他在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这就是他的母亲，轿夫老周，和与他一起办《半月》杂志的青年伙伴吴先忧。 
1923年4月离家前和继母及四位兄弟合影。巴金(右一) 


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暖暖的阳光照在李公馆右上房的窗前，时间已经过午了，房间里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出生了，面孔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睁开明亮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便是他那温柔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温暖。出人意料，这一天，也正是巴金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 


母亲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一个小城里，她从小跟着她弟弟在私塾里伴读，背熟了不少首唐诗宋词，也许正是秀丽的山河与纯真的诗词艺术，陶冶了她的性情，她待人谦和，同情下人，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搭主人架子，要爱护人，要怜惜婢仆，不要随便责骂身边的人。她认为“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她劝导巴金的父亲坐堂也不要对犯人随便使用体罚。她给孩子们各人准备一本小簿子，每天用娟秀的笔迹，为他们从《白香词谱》里抄上一首词，然后向他们进行讲解，要他们把它背诵出来，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接触文学与音乐，走向艺术的殿堂。 


巴金的母亲还有一个与她婆家的人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李家有人生病，总是烧香拜佛，请神求道，急了才请中医上门，搭脉开方；她却相信西医，还结交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请她们为女儿(巴金的二姐)看病。有时还带着巴金去医院玩，使巴金有机会在幼年时代就直接接触外国朋友，看到她们送给他母亲的《新旧约全书》，它的封面装帧，迥异于中国的线装书，使他感到惊奇，并引起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的祖父、父亲既害怕外国人，又轻视外国人，是完全处在两种心态中。这也为巴金在家中自学外语，后来又急于进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他丰富的流浪阅历，使闭锁在深室大院中的巴金大开眼界。巴金经常在老周黝暗的住处马房听他讲各地风物，世道盛衰，并诉述人间不平。“做人要公道，要忠实，不能骗人，不要占人便宜”。老周通过他的经历，所持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巴金以后的为人。 


和巴金一起办刊物的吴先忧，被青年巴金当作第三个“先生”。他热心为公，经常牺牲自己利益，成就别人。他律己严，坚持信奉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不坐车轿，不用仆役，为了办刊物，维持经费，他实行“劳动神圣”，停学去做裁缝，有时工资还不曾领到，而刊物交付印刷费的日子却到了，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去当铺换钱救急。吴先忧这种言行一致的献身精神，给巴金的印象极深，直到几十年以后，他还说：“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青年巴金受这三个“先生”的思想影响，是不言可喻的。但是不是就这么三个人呢?我看也不全是这样。巴金虽然并没有把他父亲称作“先生”，但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的。特别是他十岁死了母亲后，父亲对他比从前关心，经常带他去看戏，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川剧。巴金的父亲虽然按着祖父的安排，一直向官宦路上爬行，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虽然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但他性情爽直，不善鉴貌辨色，奉承拍马，讨不了上级的欢心，最后好不容易做了三年偏僻山区的县官，就回成都老家不干。不久就在一场流行的瘟疫中去世。在他死前的几年中，把精力都花在一个叫可园的戏园事务上，凡是邀请戏班子，安排演员生活以及决定演出的剧目，他都亲自出主意作安排。甚至家里孩子们兴起演话剧，他有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为他们编了一个题目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用来嘲笑地方封建官僚，让他们演出，自己看得哈哈大笑。当时父亲在官场失意，曾寄希望干革命，一听到“逊清退位”，民国成立，在家里摊开一块洋布，亲自取剪刀，拿针线，缝制新的国旗，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清帝统治与民国成立，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他编《知事现形记》，让孩子们演出，实际是反映了他当时对官场的反感。父亲这种情绪不能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巴金对现实的看法。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从那本书里，她学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一切。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但都是她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她父亲尸体。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母亲在时，还给她请西医看病吃西药，现在母亲死了，她家就与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断绝来往，因为祖父与父亲不相信西医，而那时中医对肺结核毫无办法。二姐不断咳嗽，气息奄奄，公馆大厅里却仍在演了三天大戏，为的是庆祝祖父生日。巴金看到二姐孤单可怜，让父亲把她扶到大厅看戏，她坐在一把藤椅上，失神的眼光停在戏台上，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只听见她在昏暗中轻轻喊了一声“我要进去”，就让女佣把她扶了进去，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她出来，三天后，她那16岁的生命就结束了。 


二姐死后不久，正碰到川军与滇军的军阀混战。成都街头到处都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巷战的子弹还从李公馆的墙头穿过。战祸经年，疫病流行，巴金二叔家的二哥和五弟死在这场瘟灾中，接着是巴金的十妹和他父亲的去世。父亲临死，把巴金的大哥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妈临终时，把你们兄弟姐妹全部托付给我，现在十妹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母亲?我自己的病看来也不会好了，现在我把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你要好好看顾他们。”他还把这些话写成遗嘱，当着巴金兄弟的面交给大哥。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亲事后来没有成功，因为父亲征得祖父同意，在如潮而来的三姑六婆所媒介的婚姻对象中，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寸肠欲断，但也没有反抗，也从不曾想到反抗。父亲死后，大哥作为长房长孙，成为整个大家庭中的众矢之的；幸有祖父撑腰，还在一个时期维持了几房暂且相安无事的局面。后来祖父死了，长房长孙更成为出头椽子，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越远越好。 


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挑战，巴金起初并不曾想到他自己要离家出走，而是感到愤怒与痛苦。因为大哥虽然理解巴金，但他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他最后还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同样，在他的周围并不曾发生过觉民逃婚、鸣凤跳水、淑贞投井等事件。但是他从六姐被他父母拦阻，不让接近三哥，不准参加长房巴金兄弟在“五四”以后所举办的读新书小组；丫头翠凤被她的父亲包揽婚姻；一个堂妹被逼缠脚；四姐被二叔逼嫁给一个胸无点墨的财主；三姐在临嫁上轿时苦苦哀哭等景象，他接触到的实际，要比觉慧看到过的悲剧，更为复杂多样。而且这些都是铁一样的当时新一代人的现实生活。 


巴金是觉慧吗?诚然，从某种角度说来，觉慧似乎要比巴金经受的痛苦更直接，因为他所爱恋的对象鸣凤投池塘自杀了，使他的心灵刻下永生难忘的创伤。但从更深一层的意义说来，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瑞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才演化成了小说《家》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因此我说，巴金是觉慧，但又不是觉慧。


内容梗概：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现在是大哥觉新当家。 

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朦胧的好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在此打击下一病身亡。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产的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产，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徒，他支持觉慧离家去上海。 
相关评论：《家》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可是它的问世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小说在《时报》上连载，每天一千字左右，后来因为战争中断过一段时间，《时报》又换了编辑。巴金突然接到一封信抱怨小说太长，报社不想继续登下去。收到信后巴金将剩下的稿子全寄了过去，并声明如果报纸愿意登完，他可以不要稿费。用他的话说，“为读者写作”的他“总算尽了作家的责任”。这样，《家》才得以完整面世。

2. 武安父母

试论武安君白起


•白起这个人
•职业军人
•天下大势
•军功爵
•士的命运
•白起的兵法
•再说白起这个人


公元前260年，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长平之战，在秦赵两国之间展开。这场被后世认为是中国战国史上最大规模、最惨烈、最经典的战役以秦国武安君白起率领的秦军合围赵军四十万人胜之而告终。同时，白起坑尽四十万赵人降卒而仅放回二百四十名幼者的举动，也被后世所诟病。时至今日，多有称白起残暴无人性者，而少有称其气魄盖世、用兵如神者。长久以来，白起这个形象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遂翻看了一些文史资料，试图探究一下武安君白起、长平之战以及坑卒事件的前前后后、是是非非。


•白起这个人

中国历史史料浩如烟海，但断代史中先秦部分的则相对较少，对白起的记载更是不多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对他的身世仅仅简单概括为：“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据《秦史集》载《太平预览》引晋孔衍《春秋后语》这样说：“（白起）为人小头而锐，瞳子黑白分明，眈视不常。”上小下大而为锐，大概意为白起躯干魁梧，身板稳健。而称其瞳子黑白分明，实际上是相当不错的评价了。在我印象中，即使是在史记人物中，被司马迁描述为双瞳特别的，唯有舜和项羽而已。瞳子黑白分明，证明其人机敏异常，对人对事条理分明、一丝不苟。从白起的事迹来看，司马迁的这个描述还是很中肯的。
当然，白起是个土生土长的秦国人，这点是没有疑问的。秦，起西鄙之地，近夷狄、西戎。相对战国其他六国而言，是游离在中原文化之外的蛮邦，被东方诸侯视为野蛮之国。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如果民族以水为德，水色黑，则人尚黑，秦境内泾水、渭水养育了关中子弟，黑衣、黑旗固然成为秦的标志。而白起，也就继承了关中汉子的朴质、宏阔、刚毅，而不是卖乖和伪善。商君改制之后，秦多尚刑名之术，举国多严峻之性，不可避免的生蹭而冷倔。白起日后毅然坑掉四十万降卒，赢则痛快，输则服气，绝不模棱两可的态度和作风，不能不说与典型秦人的习性有一定联系。长平一役，并非白起，而是秦国需要一个彻底赢的结局，而和赵人死磕。既然如此，就一定需要把敌人打击到零点！而不能也不可能在乎个人名誉得失。纵观白起这一仗的指挥，甚至之后的坑卒，也的确是典型秦人的做法，我个人认为是责任意识极强的秦风代表。
从另一个角度看，秦历来被六国视为蛮邦而倍受鄙视，“虎狼之师”的恶名和吞并天下的野心也深深扎在六国人心中。与其说六国人恨秦，不如说秦人恨六国。长时间被鄙视、长时间被压抑于西陲，可以说秦人的压力是很大的。而长平之战的另一方是赵。“赵氏之先，于秦共祖。。。。。其后世蛮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由此可见，秦和赵的历史感情渊源是不寻常的，如果互相为敌，这种仇恨固然会很深。而于天下大势，赵也注定是秦东进最大的敌人，秦也注定是赵的最大之痛，这点将在本文后面详细论述。那么，白起之所以没有像仁义君子般善待降卒，可以解释为以国家利益为上，以军人职责为重；也可以解释为身出西陲蛮邦，不如中原大儒般风度；当然更可以解释为秦赵连年征战而仇怨极深所致。这些因素或许不是决定性的，但起码应该是辅助性的，而共同促成了坑卒事件的发生。所以，作为一个秦人，同时又是一个职业军人，白起并没有脱俗于自己的历史角色，在秦“兴国措政，以追逐于时代潮流急转之下。。。。。。”的形势下，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使命而已。
综上所述，如果从白起这个人来看，后世对他坑卒的理
解和评价过于偏激了，把坑卒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人也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


•职业军人

胡乱比较一下，美国二战时期的著名暴戾军神巴顿倒有几分白起的味道。不过确切而言，巴顿又哪里比得上白起呢（或说根本没有可比性）。但这里不以此为重点。我想说的是，白起理应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出色的将军之一，起码在春秋战国这段时间内，他的在军事地位上是立于诸名将之上的，而后世却不多见在这一点上对他更为公允、理性的评价。
要讨论一个职业军人是否出色，应该先从军人的基本要素出发，例如：战功、将才、军事历程等。至于性格、人品之类，是相对次要的。那些存在极大争议，永远都不可能得出结论的如“战争的破坏性”“战争中的人性”“战争中的反思”等问题，要钻牛角尖是在浪费时间。试问，一个将军如果打不了胜仗，空有圣贤之品、君子之德，又该不该说是个好军人呢？恐怕只能说是一个极好的人，而和一个军人的角色挂不上钩。白起并非圣贤，仅仅是一个好军人好将军罢了。
白起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从秦昭襄王到始皇帝的诸位名将中，除了白起，还有司马梗、胡伤、王龁、王翦、王陵、蒙骜、蒙恬等。其中白起是仗打得最好的一个。史记上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再加上之后的长平之战，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自西向东，从关中到中原腹地，历经魏韩楚赵，白起战功卓著！可谓当时无敌于天下犹不过分。秦的天下，有一半是白起打下来的。等到白起死后，王翦、蒙恬们要做的其实相对容易了。
长平一役，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降卒，加之先前对决中歼灭的，活活四十五万赵人尽毁其手。这一坑，以致十几年内，赵国元气大伤；这一坑，让六国小孩夜里听见白起的名字都不敢再哭泣；这一坑，时至今日，战场当地的百姓仍保留着喜欢吃白豆腐的习惯，意为“吃白起”。“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台，魁魁桀起，尽仍好之曰白起台。”白起把仗打到这个地步，能让敌国闻风丧胆到如此地步，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再加上白起杀妻（其妻为齐人，白起为表示自己不会因妻是齐人而攻齐不利而杀之）的传说，使得这位军神让敌方己方都惧怕得不行。白起甚至在坑卒时，对放回去的赵国小孩说：“你们回去，把今天被坑赵人的痛苦喊叫说给你们的父母兄弟听。”这又何尝不是他为打击赵人士气心理而用的最绝的办法！一支军队，能够在心理上让敌军胆寒，则大事成矣，横扫六国实在是水到渠成。黎东方先生说：“白起用一种彻底解决的方式，长平，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不能磨灭的悲苦记忆。”
战争就是这样，要死人，会有骇人听闻的惨剧，白起没有选择，身为军人的他必须避免妇人之仁、优柔寡断。他对情况的判断也是准确的，秦军远道而来，四十万人战俘根本不可能带回秦国。“前秦已拔上党郡，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武安君对形势看得透，四十万人的生死，犹岂是他个人的慈悲与否所能决定的。
后人也许会说，这是失人心之举，这样的胜利会有极坏的后果。几十年后，项羽同样坑杀乐二十余万秦降卒，而大失天下人心，失道而寡助，最终速亡。但情况是不同的，白起时，天下势在统一，秦伤了赵人心，却应了历史，加速了统一步伐；项羽时，天下厌暴秦久矣，项羽这一埋，也埋了百姓的希望，认为项羽与秦无贰，后果当然是灭亡。白起为将，项羽为王，情况当有所不同。


•天下大势

细看长平之战时的时局，于秦，至昭襄王，国力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手上有兵，朝中有将，加之连年对诸侯战争取得的胜利，秦国的黑云，已压至六国头顶。但同时应该看到，秦仍不足以做到为所欲为、所向霹雳。战争的过程仍然是相当艰难的。打了几代人，虽然取城无数，不过实质上仍然在与韩魏楚赵的纠缠之中，各路诸侯又时而联合抗秦，这些都令秦烦恼不已。须知，无论强弱，置于战场之上，是谁都不敢拖，也绝对拖不起的。
再看赵国，自从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之后，又灭中山，国力大增。战斗力强的骑兵，加上名将赵奢、廉颇，良相蔺相如、平原君赵胜，实可谓秦之劲敌。“今赵万乘之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间，北有代，带甲百万，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观之，赵于天下不轻。”
从地图上看，秦若欲东进可先攻韩魏楚三国，但无论攻哪国，之后必定是赵，赵有太行天险，前有韩国做盾，与楚魏呈三角，想不成为秦之最大敌人都难，加上前面所说得感情因素，秦和赵，生死冤家也！长平，远道而来得秦倾国而出，“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赵也以四十余万大军对垒。双方都走到了临界点，谁都输不起。若秦败，几世累积起来得国势将毁于一旦；赵若败，则恐天下从此再无可抗秦。
这时的关键是，白起在这个紧要关头扮演了什么角色。试想，一场生死之战，如果不把敌人推入深渊，那又有何意义？秦军不需要一个空头的胜字，而是要把赵置于绝死之地，无法翻盘。于是白起的所作所为，皆奔此目的而去。当如此大的压力集于他一身时，历史只有选择让那四十万人悲惨地为这个时代殉葬了，正如后世陈琳所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军功爵
的确，不能否认白起血液里存在残暴嗜杀的因子，但这残暴嗜杀不是天生，而是那个大的社会环境强加在他身上的烙印。想起美国有部电影《现代启示录》，就描述了一个血腥、变态的越南如何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杀人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白起挥手间埋掉四十万人而没有半点怜悯，恐怕得从“军功爵制”说起。当时的秦国，封建制度的改革走在六国之前。本来，六国都存在着不同形式、不同规格、不同编制的军功爵制，是诸国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逐步削弱世袭贵族势力的产物。秦在商君变法后，所实行的军功爵制非常彻底：举国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凡秦人皆按军功、事功受赏。从史料中可知，白起从第十级的左庶长，再升为十二级的左更，再升为十六级的大良造（商鞅当年的官位），同是升国尉（国家军事最高官员），最后封武安君。完全是他从一介平民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没有丝毫掺假。“有才干的平民升进统治集团，成为将军、政治职员和官吏。。。。他们再列国间的残酷的战争时间作军事家或外交家，保证了国家的生存和扩张。”
不可避免的，作为军人，靠战功生存的白起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多杀敌人、多斩首级。可以试想，长平一战，四十万人的头颅又可以让白起晋升多少级？也许你就能理解“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了。可以骂白起没有人性，喝着人的鲜血往上爬，但这毕竟是制度所致，是时代所趋，白起是没有选择的。从另一角度看，白起的军事生涯很朴质，是真正靠丰富战功积累而成名，长平是其中的闪光点和顶峰！奠定了他先秦第一名将的地位，而后世不推崇他，只是因为他坑卒罢了。战国名将有乐毅，下齐七十余城；有伍子胥攻破楚都；有田单火牛阵，皆不可比白起鏖战四国，几乎是每战必胜。


•士的命运

白起的命运是悲惨的，战功卓著，为秦的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他，却依然还是落了个良狗烹的下场。自刎之前，白起叹道：“我固当死。”
何固当死？我试着从战国社会结构和战国军事制度转变两个方面去微探一下白起命运的必然。
白起所处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根据许卓云先生的春秋战国社会流动理论（social mobility），在那个大转变时期，国家权力载体从以天赐神授为政治信仰的国君转移到以家族血缘为组织纽带的贵族卿大夫，再转移到以政治军事才能以及道德品质为地位基础的士。到了战国，严格的社会等级有所松动，个体从社会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移动更为容易了。而白起正是身处士阶层兴起的洪流中，即是从君主、卿大夫、士这样的三曾整齐有序的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也就是介于权力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地位，去冲击旧有结构。“而当这个阶层开始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新的精选群体、新的精英，从而培养出了自我尊重意识。组成了一个超越国界、遍及中国各地的阶级”。可见，白起就是这样一个有“自我尊重意识的”新兴力量代表，本来就是矛盾的结合体。资深的“士”看不起君主是很自然的事，也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日益向中央集中的国家权力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吴起、甘茂、白起、乐毅、廉颇等能会被“反间计”无情的打到？我个人认为，在那个风云聚变的特殊时期，他们亲手关上了旧有时代的大门，自己却无法踏入新时代的门槛。
深层原因何在？君主与大夫的关系从家族关系转变为了契约关系。国君，不再是一个半身的父权形象，而成了世俗政府的首脑。也就是说，白起是政府公务员，为秦王工作，拿秦王俸禄。而秦王对他的处理，是“行政处罚”，因为他违背“服从工作调整”的条例。可以说是中国模式的君臣“典型故事”，但在那个时代，又有些特殊意味，在于白起是促成这个模式的力量，自己也被这个模式所害。所以，并不能用“狡兔死，良狗烹”来简单概括他的结局。从“靠天意而执政”到“凭延年以掌权”，统治阶级君主逐渐发展扩大的自信心最终吞噬掉了作为新兴士的白起。
既是大变革时代，又士战乱连年的岁月，战争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头等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戍。”理所当然，军事制度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即“寓将于卿”格局的打破。童书业先生指出“春秋以上，贵族文武不分职。”也就是卿与将职责不分，卿是将，将也是卿；平时理政是卿，战时统兵为将。”秦国的范睢,魏国的信陵君等都是如此人物。随着常备军的出现，要求有一批军事专长的人来担任各级军官，并保持军官队伍的相对稳定性。于是将相分离，职业军官出现。白起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军人。
那么，白起身为“上将军”是怎样的情况？即由君主任命，直接对君主负责，受命后，行军在外，军中一切号令皆由其指挥。而因为是职业军人，大体上与政治脱节，也就失去了和统治阶级的频繁沟通和协商。这就存在将在外而不受君命的隐患。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君主对在外军官的猜忌是天然形成的，白起也就很难幸免了。所以白起俨然是一个范本，在他身上，可以找出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虽然对他的死，人们还是多少感到遗憾和惋惜的。

•白起的兵法

正如前面所言，本文立足于长平之战、立足于坑卒事件。而把白起定位为职业军人，战役指挥者。那么就应该涉及长平之战战役本身。而后世对白起评价不高，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白起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均无详细记载，皆一笔带过，人们知道他打胜仗，却不知道到底是怎样打的。唯独长平一战有简短介绍，也不甚详细。既然他的用兵用计不得而知，评价自然就低了。而就是这唯一的可以微探白起用兵的一战，却被后人认为打得不好。事实应该是怎样的呢？
司马迁评价白起用兵“料敌合变，声震天下。”而白起一身无数的胜仗是无愧于此的。长平一役，白起中途受命而赴长平，现是于应侯范睢配合，用离间计使赵国撤下了坚守不出的老将廉颇，然后出两支奇兵，一支引新将赵括深入包围，一支截断赵军壁垒和粮道，最终围而歼之。这几方面人们是比较熟悉的，也都持肯定态度。
然而，文史大家黎东方先生在《细说秦汉》一书中指出：白起此战用兵有很大失误。首先，秦军远道而来，粮道运转本就困难，而赵军以逸待劳，优势在赵，而秦军居然采用合围战术，不顾己方困难，而去围本土作战的赵军四十万之众，实在冒险。其次，“围师必阙”是作战常识，把赵军围得水泄不通，兵力本就不占优得秦军就不怕有一处闪失？但情况是看似赵军形势比秦好，白起的布置也欠妥当，结果秦军越来越占优，赵军则越来越势弱，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以白起为首的秦军战役决策层的独特见解。其一，是役，极其惨烈，双方都倾国而出投入大量兵力，上下相持三年！双方士兵均疲惫不堪，精神压力之大，思乡情绪之浓，都到了临界点。其二，赵中反间计，临阵换将，军心并不稳固，虽四十万众，战斗力已大减，加之赵括的轻率使得赵军被分割包围，首尾不能相顾。其三，各国心怀鬼胎，救兵难至。正因为看到了这些，白起决定死围。实际上是在兵士劳顿，战日过长的情况下，对胜利进行的大胆赌博！就是要看双方士兵谁能坚持下来，赵军死突，秦军就死围。胜利的天平十分微妙，稍有不慎就会毁于一旦。
白起又怎会没有把握呢，两军比拼意志力，秦是虎狼之师，关中硬汉们是不会输掉的。事实也证明如此，白起终究赌赢了最关键的一次，赵军先溃了。所以我认为，战场上兵法是死，而实际情况是活，就当时情况而言，白起的死围也未尝不可，其实是力争早日结束战斗最为直截了当的一招。武安君用兵气势之大，可见一斑。六国的连年征战，各国对战术战法计谋的应用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白起也是这样实践先进军事思想的将军，而且还能根据自己的作风加以灵活利用，不能不说是有一定超越意义的。


•再说白起这个人

最终，白起还是没有得以善终。曾有吴人钟离父有云：“武安君谓秦王曰：“非成业难，得贤难；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任之难。”武安君欲为秦王并兼六国，恐受事而不见任，故先陈此言。秦王既许而不能，卒陨将成之业，赐剑杜邮，观其宁伏剑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其执志之强，信非虚言。”由是观之，白起难道不是忠于秦、忠于秦国统一大业的死忠之士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白起是一个相当狂傲与自负的天才，不过这种狂傲自负是建立在理智和超然之上的。他的军事生涯很完美，而昭王四十九年邯郸一役，他清楚看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吕氏春秋•应言篇》又言：“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而后决，士民倦。。。”）白起料定了战争的失败。这一次，他自私了，大概是不愿意给自己的军事生涯带来污点，他称病不出，从未作为旁观者目睹了邯郸之败。为此，他的执着也断送了自己的姓命。
白起就像巴顿，把战争视为艺术，一生都在塑造自己的战争艺术形象。他称病不出，不顾国家利益是不对的，但还是要理解他。白起在军事上追求完美，“观其宁伏剑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又怎忍心责备于他。司马迁认为白起不如老将王翦精通世故，圆滑变迁，反过来验证了白起的痴狂性格。他的死是悲惨的，但应该获得同情与理解。
邯郸之战后，白起死。昭王曾说：“今武安君死，而郑安平、王稽皆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是啊，秦师威震天下，其中包含白起的很多心血与功劳。作为秦武安君，他交上的军事答卷是绝对出色的。如果他不死，对秦的统一大业仍然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尽管我们综合看来，他是非死不可的。作为一个人，白起或许性格有缺陷，但作为一个军人，他的确让人无话可说。我宁愿选择把他放在军人的标准下。“（白起）为秦尽长平之事，太白食昴，以其精诚上达于天。。。”

3. 新时代的内涵是什么

1、历史的维度——强起来的时代
新时代，对于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来说，对于奔向民族复兴的13亿多中国人民来说极具历史穿透力。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使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任人欺凌、被动挨打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迅猛增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集中体现在新时代发展目标的全面性和多元化上。我们已经不再刻意追求GDP翻番等速度目标，而是对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注重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生态建设等社会领域发展。我们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2、制度的维度——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的时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由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扩展到各行各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层次的改革逐步开展，调结构、转方式、谋发展、促增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体制机制正在不断完善。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健全，中国正在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的完善使我们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更加自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领导人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伟大成就，当代中国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伟大变革。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的生机与活力对处于低谷的世界社会主义具有示范效应，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3、国际的维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时代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尤其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引擎，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中国作为国际形势的稳定之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的作用已不容小觑。
中国正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的治理。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设立与运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施，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等等，在当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始终秉持着“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理念，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新格局。这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可以说，中国正在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为全人类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扩展资料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重大判断。进入新时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视野、从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和十八大以来5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方位上，所作出的科学判断。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报告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新成就，谋划了到本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郑重宣示。这一宣示，概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飞跃，坚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使命。这一宣示，明确了旗帜，更预示了未来。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广播网——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4.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那些发面的巨大变化?这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精神?

浩气长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精神与天地同在


         福建省永春县仙夹镇东里村口西坊门牌前遮阳雨亭“ 侨光亭 ”，旁两株大樟木树荫下竖立著一块古老苍松的石碑，刻著“旌义状”，碑文为：“郑玉指先生”於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馀力，特给旌义状，奕代後民，永多厥义，此旌。开国元年三月初一日。见证福建华侨参加辛亥革命之艰辛历程，抛头颅，洒热血的经历史实永铭史册，道出 国父孙中山先生称赞“华侨乃革命之母”南洋华侨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作奉献牺牲的荣誉与颂扬。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於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等发展会员，於武昌起义前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秘密联络吸收新军作为日後发动起义的工作对象。


          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农历3月29日〉，以赵声、黄兴所率领包括闽粤华侨日侨共百馀人在广州起义攻入广州总督府衙与清军展开激烈进行殊死战巷战，惊天地泣鬼神，但最终因力量分散而失败。最後收殓到七十二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并特建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以资缅怀纪念等革命烈士。


          是役也，起义中牺牲者同志包含广东籍四十人，福建籍二十人，广西籍六人，四川籍三人，安徽籍三人，其中值得一提华侨烈士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及日侨一人共卅人占三分之一强，足见南洋华侨对中国民主革命，不仅是出资出力而已，甚至已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步，令人景仰永垂青史，道出 国父孙中山先生称赞“华侨乃革命之母”南洋华侨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作奉献牺牲之荣誉与颂扬永铭史迹。


          但实际牺牲者为八十六人因故未能入殓入名，足见战斗之惨烈，且牺牲者赵声为领导者之一，其他如喻培伦、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皆为同盟会南洋精英，其中华侨烈士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计二十九人，含日侨一人共计卅人。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有罗仲霍、周华、李雁南和陈文褒等人，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李炳辉、郭继枚、余东雄等人。


          南洋华侨牺牲者占有二十九人，尚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侨一人，黄花岗之役举世震惊，列强已然知晓清廷气数已尽，黄花岗之役虽终告失败，然其历史意义及目标，明显已影响了全中国人民决心欲推翻腐化无能的清朝政府，同时有志之士业已著手规划建立一个三民主义为建国蓝本与主权在民，之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政体制，彻底推翻君主立宪之专制，以奠定日後“辛亥双十革命”成功之基础。


          黄花岗起义失败後，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骨干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新军为中心的湖北地区，再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秘密决议联合革命党人的努力，与袁世凯新军力量及北洋军阀等密商协议反制清廷，终於在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具有新时代新潮流历史性意义的武昌起义。代表新中国全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性成功胜利，使腐化清朝走向穷途末路一途，开创诞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国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对支持革命的有功人员和华侨论功嘉奖，郑玉指先生荣获 国父孙中山先生颁发的“旌义状”原为一只状纸，惟此“ 旌义状 ”，更显其特殊之历史意义，并於民国年间勒於石碑，特立於郑玉指先生家乡，福建省永春县仙夹镇东里村口西坊门牌前，有两株大樟树旁遮阳雨亭“侨光亭”见证永春华侨郑玉指先生於北马来西亚槟榔屿期间，不胜积极追随 国父孙文中山先生倡导实施三民主义之建国最高指导原则，即为“ 驱逐鞑虏 ” “ 恢复中华 ” “ 民族自救 ” “ 建立民国 ” “ 平均地权 ”等五大目标指示，冒著家破人亡之决心，共谋早日推翻贪污腐败无能的清帝国，有志之士其精神与天地长存，随即密集召开筹谋策动图划会议，欲建立以“三民主义”为蓝本的民有、民治、民享之“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宪政体制，包含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新中国。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仙夹镇东里村郑氏後裔子孙郑德泉谨写於2012年纪念百年辛亥革命成功永存铭文

5. 分析大国兴起和衰落的原因

现在正谈论大国崛起，从政治体制上看，西方国家政体自资本主义革命以来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它国家经历政治动荡比较频繁，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自资本主义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引领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民众对政府、政体的认同比较高，避免了激烈的社会矛盾。我要说的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实行民主制度，在体制上容许不同意见，充分体现民主集中的原则。当有重大意见分歧时，有一个充分表达的途径，这是充分的民主；意见分歧最终以选举方式表达统一意志，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体现了集中的原则，使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行动方向。当实践中发生错误时，通过选举制度对政策进行修正，实践另一种政策。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国家发展中出现违背民意的重大错误，也最大限度地化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整体上稳定发展。也利于民众形成一个理性的价值取向，再造国民个性，行成开放的、对社会共同价值认同的个性，进一步促进民主化，构成良性社会政治体系。

而其它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因为中央集权难以打破，社会矛盾激化，国家不可避免经历过并还会经历灾难性社会动乱。从现代社会角度看，其责任在中央政权。

在民主的体制下，对内部来说，不存在国家的敌人，不存在看不见的敌人，不同政见的政党是政敌，是桌面上的对手，它有共同认可的体制能通过谈判确立主导权，其矛盾不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危害，相反，矛盾的存在对国家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

而中央集权，实际上连集中制都说不上，因为它依赖的是神化的权力，没有普遍民主，中央集权内部民主也是不存在的。中央集权带来的社会矛盾，从它产生起就是不可调和的，因而酿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幕幕悲剧，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和人类个体自私心是这一制度存在的根源，一个强势集团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中央集权奴役社会而获取更大的利益。

中央集权制使国家政治体制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在内部始终存在一个敌人，大部分时间看不见，当它显露出来时就会爆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民主制度并不是不可存在，从人的个性来说，人人追求平等，因而民主是普遍要求，但发展的差异激发了人性贪婪的一面，使追求权力无限大成为中央集权的本质，它和广大的民众之间是敌我矛盾。随着生产力发展，现代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打破封建集权、实行民主革命，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

从中国现阶段情况来，国家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如何保证社会长期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民众有实现民主的愿望和要求，政府也有实现民主化的动力。现在最需要的是政府揭开面纱，抛开成见，走出民主政治的第一步！长期中央集权统治，形成国民封闭的个性，失去对公共价值体系的完善的动力，自我利益为唯一目标。在这种惯性下，即使政府推动民主改革，在具体实施时难以得到真实响应，流于形式，这种情况也正合了各级当政者的个人利益，使操控权力有了合法外衣。因而，不通过大的民主运动（可惜过去发动的运动被民众证实为非民主运动，错过了极好的民主改革机会）或革命，中国要走上民主之路是非常困难的，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当权者对民主改革的虚心假意对民主进程是巨大的阻力。现在如果仍维持封建帝王式集权，在国际大环境下哪是非常可笑的，现在中央集权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权者将这些当作民主改革成绩也是自欺欺人的。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对政治变革的需求越来越敏感，顽固的保守主义导致国家的衰败，中国从封建主义的辉煌到错过资本主义革命，300年间走向没落尚不自知，维新失败又错过一次发展机遇，几乎造成灭亡之难，改革开放的推迟再次错过一次现代化机遇，仅因人类文明的进步、良知、列强的相互制衡给了中华文明留存的机会。如果我们仍不自知，继续沿袭顽固不化的教条，中华复兴仍会是遥不可及的。尚可欣慰的是，百年来的屈辱使中华萌发了改新的种子，它是中华在挣扎中前行的推动力。但中华民族要实现超越，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及时进行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并不能具体地给我们正确行进道路，它也不是因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而为我们所特有，它和所有历史思想一样是人类哲学思想遗产，它对任何人而言并没有特殊性，也不可能拥有永久的先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及时顺应历史，以一种合理的方法探索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教条化的坚持。没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

   几百年来，大国兴衰起起伏伏，其原因无外内外二种因素。先看看西方帝国的更兴衰。可以看出，大国兴起兴于内因，衰落在于外因，内部有一个合理体治，有利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加上国家所固有的优势是国家兴起的重要动因；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相互制约，以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兴起，战争因素等，使帝国主义新老更替的原因。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它对外实行法西斯主义，那么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将永无翻身之日，值得庆兴的是，人类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殖民主义者相互间没有取得绝对优势，其本性反而引发了相互间的殊死拚杀，为弱者留下了一点生存空间。历史上有过被西方殖民者灭绝的文明，有的人反感西方民主，这一点也不错，它的民主是对内的，对外是强盗和法西斯主义，如果一个国家对外讲民主，对内法西斯那可以百分百定义为集权国家，讲国际主义理想而不讲内部民主。殖民地解放，一方面有内部独立运动的推动，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之间相互防备、相互拆台所形成共同标准的制约，使殖民国不得已放弃殖民地。譬如现在的伊拉克，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制约，以及人类的基本良知，灭绝伊拉克对美国来说没有任何负担，相反会有巨大的利益。它绝对有这个能力，但美国不能不顾虑人类已形成的基本价值观而被世界所唾弃进而动摇世界霸主的形象和地位，它也正是靠这一点来标榜它的价值观，具体地看，侵略者对被占领地人民生命的蔑视，反映出人性残忍的一面和强者的真实内心。战争对大国的伤害也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原因，但因有一个健康的内部机制和可资利用的人类技术成果，会很快复兴。因而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从历史上看没有衰落，从内部来看，其民主体制在不断地完善，其国内发展水平仍处于领先地位，只是一种莫明其妙的对强权崇拜的观念认为它衰落了。

衰落应定义为落后于人类发展的步伐，内部体制疆化，上层建筑体系不能适应人类总体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真正的衰落起因于内部，当然其参照是外部的。同样是欧洲国家，因为内部机制问题，东欧国家毫无疑问地落后了，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内部体制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东西方对抗，从本质上说是体制的矛盾，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违背社会发展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理想为招牌，以共产主义理想命名的政党为幌子，实行专治主义，执行违背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政治路线，现要来看，以西方的民主发展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路线，而落后的国家却可以提前进入？可以相信，随着人类民主运动的发展，从资历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自然过渡，而不会再经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东西方对抗最终以西方的胜利而结束，原因也是二方面，一个成熟的内部机制，保证了在对抗中发展强大，共同的价值观淡化了国家主权观念使联盟基础稳固；东方集团除了历史落后的原因外，政治体制最终不能适应发展需要，联盟内部矛盾、主权矛盾最终使联盟破裂，而真正的失败还是内部发展的失败，所谓冷战是在比内功，不管冷战、热战最终必然是人类正义取得胜利，二战结果即使法西斯胜利，也绝对不可能持久，事实是，正义联盟是以人类自然发展的价值体系为基础，它是强大的，任何冒险违背这一基础的狂妄主义不可能取得成功。历史剧变幻不同版本，但历史以它自己的轨迹发展、前进。抗日战争，中国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其一，中国自己投降，其二，日本与列强达成瓜分中国的协议，其三，日本放弃在国际上进行法西斯扩张；可以分析一下，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一，中国自己投降，会损坏美国、苏联的利益，除非日本同意瓜分中国，否则会有人力挺中国政府，使政府在内外压力下避免投降；其二，日本与列强达成瓜分中国的协议，这种情况最危险，但如果中国不妥协，法斯西扩张不平息，最终会失去平衡，民主同盟会转而支持中国独立。因此最可怕的情况是，中国战败后由列强瓜分并且相安无事，然而从历史来看，由于列强的内部斗争，世界范围内最终会实现基本的民族独立，这种一个过程并不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所以，中国以这种方式取得对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是历史的心然。因此，冷战的结果也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心然结果，相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东方取得胜利，人类会生活在什么样一个环境之下？最终结果会怎样？

   中国的革改，起源于人们对基本生存希望的抗争，因为传统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抗争并没达到对政治体制进行民主改革水平，仅实现满足基本民生的改革，现价段中国高速发展，其根源在于基本的生存竞争以及从封建农耕向工业化发展的巨大潜力，是受世界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推动，当然政府是社会的一部分，同样会有这种基本认识，但是，集权主义的本质不符合力产力发展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对这一过程造成巨大阻碍和伤害，从无数的事例要可以看出，县以下政府以实现权力发展为目的，所制定的政策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基本看不到以民为本的发展政策，以权力崇拜为中心，以权力为资本，出现广泛的权力寻租，社会就是在这种畸形中发展，它最终损害了弱者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同样可以看到无数下级机构以各种手段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事例，法律、法规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对民众的遮羞布。当法律缺少民主监督时，它必然会成为专制的工具。真正的民主改革损害了谁的利益？不管有多少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损害的不是弱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我们可以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而不能将民主改革作为目标？党内民主都不能实现，更何谈多党民主，责任在谁？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衰落不是民主造成的，而是集权体制造成的，同时它们也看见到了民主改革是必由之路，尽管我们将这种改革带来的短期动荡作为我们维持专制的理由，但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已逐渐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其国家也会很快成为民众生活的乐园。因此，民主改革不会对国家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一些转型国家发生的国家分裂现象并不是民主改革带来的，而是在民主改革兴起时各地方与中央集权矛盾不可调和时发生的，如果中央对民主改革是真诚的（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当民主运动兴起时，民众对集权统治阶层的不信任同样会强烈表现出来）就可很大程度上避免国家分裂。因而，有了这些历史发展实例和对民主改革的充分认识，在中国开展充分的民主改革是完全具备条件的。

   如果不进行民主改革，建设和谐社会的设想就必然是空想！

一个合理的机制是一个国家复兴的基础。

民主体制最重要的是避免了国家动乱，保证社会正常发展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什么？

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7. 2017年度浙商人工智能榜单正式揭晓哪些企业入榜？

以“智在人为”为主题的“2017年度浙商人工智能榜”自10月启动以来，受到业内高度关注，AI行业浙商报名踊跃。经过遴选，近百名优秀参评企业家脱颖而出，并在大众投票阶段展现了自己的人气和风采，收获了超过100万的超高曝光，最终入围进入专业评审阶段的企业名单在G20会场的GMIC大会上正式发布。


G20会场的GMIC大会
在11月14日的GMIC+全球人工智能杭州峰会暨中国(杭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中，杭州市副市长陈新华开场致辞表示，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重要窗口期，杭州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推动杭州信息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关键领域，也是提高城市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他在发言中表示期待各类人才和创业团队扎根杭州。
GMIC大会特别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带来《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家园》视频演讲，他指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对于其好坏我们仍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应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


GMIC大会现场
在国际观察家眼中，如今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引擎迭代、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而要加快发展新经济，毫无疑问需要输送更多新血液、引入更多新技术、激发强劲新动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初选入围名单
浙商人工智能榜，紧跟十九大的指导思想，寻找AI时代新的榜样力量，共同探讨技术驱动下未来的商业发展之道，由共青团浙江省委指导，浙江青年创业学院、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主办，浙报数字文化集团、华立集团等共同支持，阿里巴巴创新中心、百度创新中心、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浙商杂志、润湾孵化器、接力浙商、创头条等20多家机构共同协办。
由此，活动将进入下一站：专家评审阶段。来自百度等知名机构的顶级专家以及风云浙商代表作为评委，将从“创新性、引领性、成长性、变革性、社会责任”五大维度，评选出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时代浙商。
在创新升级的道路上，浙江走在全国前列，充满创业创新的热情和氛围支撑着经济发展，新兴力量汹涌充沛，新时代浙商在创新国家建设中，应当继续勇立潮头。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的代表，AI领域的新时代浙商企业将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017年度浙商人工智能榜入围名单】


2017年度浙商人工智能榜入围名单

8. 屈原是我国哪一文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您好！屈原是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是“楚辞”这种文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希望我的回答能让您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