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地区有哪些文化？

1. 关东地区有哪些文化？

经过几千年发展，关东地区各民族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到了明清时期，这些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再加上关内各地区移民人口的流入，带来了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晋商文化、江浙文化、两湖文化等。
这些移入文化和原先各民族留下的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相互交汇和多元碰撞，使关东地区的文化具有了兼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奠定了多元的新型关东文化的基础，最终形成了后来关东地区极富特色的多元文化。

2. 关东地区有怎样的饮食风俗？

多元的文化大融合关东饮食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再加上关东地区物产丰富，饮食原料门类齐全，更使得关东饮食有了发挥的基础。
关东地区的饮食风俗极富地方色彩，既显现出当地特产丰富，又反映出当地民族豪放的性格。
由于气候、习惯等原因，关东地区一日习惯3餐，主食杂粮和米麦兼备，其中粘豆包和高粱米饭最具特色。
以饽饽和萨其玛为代表的满族茶点是《满汉菩翅烧烤全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蔬菜以白菜、黄瓜、番茄、土豆、粉条、菌耳为主。肉品中爱吃白肉、鱼虾蟹蚌和野味。
关东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中，曾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胡烩肉”、“胡羹法”、“胡饭法”等肴馔的烹调方法，说明其烹调技术很早就具有较高的水平。
辽宁沈阳是清朝故都，宫廷菜、王府菜众多，东北菜受其影响，制作方法和用料更加考究，又兼收了京、鲁、川、苏等地烹调方法的精华，形成了富有地方风味的东北菜。
东北菜烹调以炖、酱、烤、扒、炸、蒸见长。许多东北菜肴表现了嫩而不生、透而不老、烂而不化或者外脆里嫩、外酥内烂的特征，口味醇厚香浓，造型美观，丰富又实惠。
许多东北菜为人所熟知:小鸡炖蘑菇、红扒熊掌、三鲜鹿茸羹、美味鼻、白松大马哈鱼、排骨炖豆角、猪肉炖粉条等极具区域特征。
其中，小鸡炖蘑菇是一道满族传统风味菜肴，也是满族八大碗中的一道名菜，即是用干蘑菇、鸡肉和粉条一同放进锅里炖制而成。炖鸡的蘑菇最好选用野生的细杆小薄伞的榛蘑，榛蘑可以最大程度衬托出鸡肉的鲜香。
关东八大碗历史久远，植根于百姓之中，是东北汤菜的代表。农家喜庆宴席上离不开它，酒楼传统佳肴也是榜上有名。“八大碗”源于满族食俗，八旗子弟崇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粗犷饮食文化，与其祖先的游牧生活正是真实的写照。
八大碗原料多以畜肉类、禽类为主，配以山珍和季节蔬菜，烹调技法多用炖、烩，以大锅烹制，汤菜结合，酥烂入味，咸鲜、酸辣、香醇特色突出，充分体现了满族人正直豪放的气概。
八大碗流传至今，仍为现代人津津乐道，捧为珍馐，除在传统技艺上有所改革，以适应时代潮流外，更重要的是北方气温较低，一年四季，几乎有一半时间里是冰天雪地，人们需要补充大量的热量，去抵御严寒，浓厚的口味，半汤半菜的炖品，正好能够满足这样的需要。
八大碗的作法有粗细之分，细八大碗指:熘鱼片、烩虾仁、全家福、桂花鱼骨、烩滑鱼、川肉丝、川大丸子、松肉等；粗八大碗有:炒青虾仁、烩鸡丝、全炖蛋羹蟹黄、海参丸子、元宝肉、清汤鸡、拆烩鸡、家常烧鲤鱼等。
八大碗往往用于宴客之际，每桌8个人，桌上8道菜，上菜时都用清一色的大海碗，看起来爽快，吃起来过瘾，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关东人深深的情谊，全部倾入在这浓浓的热汤中。
吉菜是植根于吉林这块黑土地而创立的一个菜系，被誉为我国烹饪领域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吉菜，是指利用吉林特产或主产原料，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风味菜。同时吉菜名称还包含吉祥、吉庆、吉利等喜庆之意。
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发展与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
吉林处于关东地区的中部，土地肥沃，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吉菜发展的有利条件。
吉菜历史悠久，早在3000年前满族的祖先肃慎就定居在白山黑水之间，过着渔猎生活。吉林地区自古还有汉族、朝鲜族、蒙古等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民族文化和饮食习惯不同，各民族特有的饮食习惯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多元化饮食文化。
吉林菜肴经过多年的民族融合，已经形成了以民族、地域、烹调技法、饮食习俗为特点的吉林风味菜点，深受关东地区人们的喜爱。
在烹调技法上，吉菜受鲁菜影响较大，同时又融入了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的饮食特色。吉菜烹饪精巧细致，擅长熘、爆、烧、烤、扒、炖、酱、拔丝，精烹山珍野味，讲究火候，擅长勺工，并且注意复合技法和吸收其他菜系烹饪技法。
黑龙江菜系又称“龙江菜”，以烹制山蔬，野味、肉禽和淡水鱼虾技艺见长，讲究口味的香醇、鲜嫩、爽润、咸淡相宜，以珍、鲜、清、补和绿色天然食品著称，是我国烹饪艺苑中的另一枝奇葩。
黑龙江菜由哈尔滨、牡丹江、伊春、黑河等地风味菜组成。代表菜有红烧大马哈鱼、烤狗肉、叉烧野猪肉、烩鹿尾、飞龙汤等。
龙江菜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它也蕴含了多个民族的文化，是任何其他饮食文化都不可取代的。
历史上龙江菜与南方菜系最大的不同是主要以大酱为主要调味品，女真人最喜欢食用大酱，臣下做得好的大酱要送给皇帝品尝，否则会被视为不敬的罪状。
1226年，金国第九位皇帝金哀宗在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逃到了现在的河南商丘。
3月，元帅蒲察官奴作乱，杀参政知事石盏女鲁欢之前说:“汝自车驾到府，上供不给，好酱亦不与，汝罪何辞？”
最后命令军士到石盏女鲁欢的家，检查出20缸大酱，然后把他杀掉。
历史上有人因为没有进贡大酱被杀，也可以看做是奇闻，从中可以看出大酱在女真饮食繁衍过来后在关东菜中的重要性。
单从菜系上说，关东菜系是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延续。辽宁、吉林、黑龙江的饮食脱胎于同一个母体，是不可强行割裂的。这个母体就是黑土地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生活特征赋予饮食独特的文化，使其得以千百年流传。
关东地区历史上典型的烹饪器具是六耳铁锅。铁锅有6个耳朵，是游牧民族独特的标志。
农耕生活有固定的场所，有固定的灶台，锅可以放在台上。而游牧生活，到了栖息地，支上几枝枯木，吊上六耳铁锅，开始把游猎的收获物拾掇干净，再放进各种野菜，煮出一锅浓浓的清香。
游牧的生活特点不可以让人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炒几个菜，只能把想吃的东西全放在一起炖。六耳锅就是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它便于随时悬挂在树枝上。这种铁锅式的熬炖是关东大炖菜的根源，也是现代火锅的由来，所以直至如今，正宗的龙江菜没有炒菜。
朝鲜族是关东地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少数民族，冷面和打糕是朝鲜族独具风味的食品，也是人们最喜爱的食物。冷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年农历正月初四中午，朝鲜族人习惯吃冷面。冷面也叫长寿面，取其纤细绵长，寓意多福多寿。
除此之外，凡遇喜庆节日，或新婚嫁娶，或客来宾至，这也是主人招待客人的食品。冷面的佐料和原料很是讲究，原料多是荞麦面、小麦面，也有用玉米面、高粱面或白薯粉制作的。
佐料种类多样，有牛肉、猪肉、鸡肉、蛋丝、芝麻、苹果等，并以香油拌制，这种冷面吃起来酸甜香辣，清凉爽口，别有风味。
米糕的种类很多，有打糕、切糕、片糕等，其中以打糕为主。打糕是朝鲜族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招待宾客的主要食物之一。做打糕时，先将糯米蒸熟，放在木槽或石臼里，用木槌或石锤打烂成糕团，再放上一些小红豆做的豆沙面，蘸上白糖或蜂蜜，吃起来酥软香甜，风味很浓。
朝鲜族的泡菜，就是辣白菜历史也很悠久，是朝鲜族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食品，深得朝鲜族人的喜爱。
做辣白菜时，先将白菜洗净，切开，用盐腌几天后挤去水分，在每一棵白菜上抹上用胡萝卜、生姜、大蒜、干辣椒、盐等做成的调料，然后一层层码在干净的缸里，每一层白菜上放一层苹果片，装满封缸。
半个月后便可以食用了。按照这种做法做出来的泡菜吃起来香甜酸辣，十分可口。由于其做法简单易学，很多其他民族也学着做，渐渐成为关东地区餐桌上的佳肴。

3. 关东文化有什么？

时下学术界所说的关东文化，一般是指明清以来在东北地区所形成的区域文化。“关东”这一特指东北地区的地理概念发端于明初建山海关之后。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明人所称“山海关东”的东北地区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汉族、女真族、蒙古族三族鼎峙的状态。到明万历年间由于努尔哈赤的兴起、满族的形成及清朝的建立，明朝人开始用“关东”一词专指东北。清朝入关后，从顺治朝起直至清末，均用关东指称东北。清末民国以来，随着中原以至大江南北的大批移民进入东北，“关东”之称更深深地注入民间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国有了统一的行政建制，“关东”一词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据此，我们在研究关东文化时应该注意两点：一是特指东北的“关东”一词之出现和使用是明清以来以至现当代一段时期的事情，它延续的时间约近600年左右，特别是在晚明及入清以后才成为特指东北的习惯用语。二是它的发展是以汉族为主体，是和大批汉族移民迁居东北的移民潮相适应的，在民间广泛使用的“闯关东”之词，就是这一历史潮流的浓缩和概括。   文化的核心是人。从明清以来东北地区人口演变的趋势来看，关东文化的稳定的人种群应是以关内各省移来的汉族为主体，包括满、蒙、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复合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是从明代开始酝酿，至清代中后期开始形成，到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又加入俄罗斯和日本的人种，随着历史的演变，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已融入关东文化的人种群中。因此，我们对关东文化的发展可以作出如下的概括：从远古直至明代以前东北地区历史的发展、民族间的斗争与迁徙，是关东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明王朝的建立与山海关的修筑到满族的兴起与入关，是关东文化的酝酿时期，它以汉、女真、蒙古三族鼎峙、角逐为主要内容，以满族崛起并统一东北进而入主中原为结束；从清廷在东北实行招民垦荒到封禁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关内直、鲁两省大批移民冲破封禁政策进入东北，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解除封禁政策，是关东文化形成并定型的时期，它从清廷入关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结束；从20世纪初至东北解放为止，是关东文化的多元碰撞、曲折发展时期，它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为契机，伴随着广大汉族人民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与东北近代化城市的兴起，日、俄帝国主义将其侵略魔爪伸向东北，在长期的侵略与反侵略以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全中国阴谋的斗争中，关东文化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既融进了外来的因子，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特点，并一直保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在上述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关东文化有着不同于我国其他区域文化的特点：首先，在物质文化方面，它的生产结构在明清时期呈现出从农业、渔猎、采集、游牧并存向以农业为主、其他为辅的转变，到清末民初以后，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出关，进一步形成农业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结构。和农业生产发展、土地开发以及工商业的发展相伴随的，是关东地区一批近代化城镇的兴起，随着清末民初东北地方当局对工业的提倡、近现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对中国资源的掠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体系在关东地区形成并发展起来，使关东成为中国工业实力最雄厚的地区之一。在长期的血与火的洗礼和多元碰撞过程中，关东地区既有中国古典建筑与满族建筑，又留下了一批俄式、日式建筑。这些俄式、日式建筑物在东北各主要城市均有兴建，经历了战火和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之后，有很多保留到现在，成为关东文化区别于中原、内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次，在制度文化方面，关东文化作为明清以来形成的区域文化，不存在自己独立的制度文化，它一直处于中央政治体制的控制之下，中央政权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各种制度，对关东文化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明清时期对东北的管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效的，但是清朝在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及制度建设不力，又制约了关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导致近代以来割地丧权的严重后果。这一时期中央政制的变化对关东文化的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封禁政策的解除与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清末新政的实行与东三省行政体制的改革；州县设置的日益完善。尤其是大批州县的增设，使关东地区与中原母体联系更加紧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州县建置的完善进一步促进了关东土地的开垦、人口的增长和城镇、村落的兴起。   第三，在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方面，关东文化区别于中原和关内其他文化的特点表现为：以豪放、旷达、质朴厚重、宽厚包容而绝少排他性为特点的关东人群体性格特征，这一特征来自于关东大地白山黑水的濡染，来自于多民族的融合，来自于汉族移民带来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多元碰撞，兼容并包。这一特征表现在宗教信仰上，是以中华文化传统的儒、释、道为主体，回教、萨满教以及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兼容并存；表现在教育体系上是官办学校、私学、书院和俄、日的殖民学校并存，还有语言文化上对外来语的吸收等等。   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关东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关东文化是儒家文化圈的边缘地带，也是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扩张的边缘地带，因此多种文化在此产生交流与碰撞。清廷由于过分笃信《尼布楚条约》，因而放松了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其封禁政策的实施更是导致清廷在东北地区的一系列战略失误，进而造成边地空虚以至割地丧权的严重后果。随着清代后期解除封禁、移民实边的实行，促使关东文化迅速形成并定型，这既加快了东北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又遏制了俄、日的侵略野心，最终保持了所余领土的完整。同时，由于文化的多元碰撞，造成这样一种文化重叠和划分的格局：广大汉族和中国少数民族遍布关东大地；俄、日的扩张与争夺形成均势后，导致南满和北满的划分，出现三元文化的碰撞与重叠；随着日本吞并全东北而出现中日文化的碰撞与重叠；及至苏军对日宣战、日本战败投降，又出现中苏（俄）文化的碰撞与重叠，这一格局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而告结束。这是关东文化多元碰撞与熔铸的独特之点，是国内任何区域文化中所不具备的。   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又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华文化弱化的现象，由此而产生出自身的各种特点。另一方面，从整个东北亚区域来看，关东文化又处于其核心地带，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的各种文化都在这里汇流、交融，而中华文化也从这里向四周邻国扩散。因此，认清关东文化所处的独特区位特点，加强关东文化和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我们今天加强关东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4. 关东地区有怎样的文化特点？

关东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北方地区，地处我国东北方，自古以来就泛称“东北”，明代以后俗称“关东”，泛指山海关以东地区。
关东地区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其文化主体是肃慎族系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结果，同时兼收并蓄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因此，关东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形态。
关东地区原始人类活动遗址十分普遍，旧石器早期遗址遍布辽河、松花江流域。至周代，肃慎、濊貊、东胡等民族繁衍生息在这块广袤黑土地上，孕育了丰厚的古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