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的个人简历

1. 朱民的个人简历

1980 年 9 月至 1985 年 7 月，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1985 年 7 月至 1993 年 3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教师、系主任秘书、政治辅导员；1993 年 3 月至 1997 年 8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1997 年 8 月至 1998 年 5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1998 年 5 月至 1999 年 3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师资管理办公室主任；1999 年 3 月至 2001 年 6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师资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副处长；2001 年 6 月至 2001 年 11 ，任华东师范大学人事处副处长（主持工作）；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7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其间： 2003 年 7 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在职获理学博士学位）；2003 年 7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组织部部长；2006 年 5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7 年 4 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2009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12年 11月22日，东华大学党委书记。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朱民的父亲是谁？？是什么出身，有什么背景？？

朱镕某，你知道的

3. 朱民的职务期望

2011年6月，IMF前总裁卡恩因涉嫌“性侵案”在纽约被捕，并宣布辞职。卡恩事件发生后，IMF宣布由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出任代总裁，主持该组织日常工作。IMF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总裁候选人的提名将从5月23日开始，到6月10日结束。执行董事会的24名成员可以在这一期限内推举一名候选人。在提名期结束之前，IMF秘书长将对所有提名保密。提名期结束，秘书长将向执行董事会披露愿意做候选人的被提名者姓名，执行董事会继而将这些人选缩小至3人的最终候选名单。入围3人候选名单是第一步，之后执行董事会将在华盛顿特区会晤这3名入围者，开会讨论候选人的优势并做出选择。尽管IMF声称会采用“公开、任人唯贤和透明”的方式遴选新总裁，但是此次的推选程序仍然被质疑是一种不透明的非正式投票机制。虽然执行董事会可以在多数投票的基础上选择总裁，但具体执行仍然是通过其24名成员和议，以共识的方法选择。IMF执行董事、印度人威尔玛尼表示：“表面是表决决定总裁人选，实际都是幕后谈判。” 这段时间以来，在国内外关于IMF新总裁的报道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声音要响亮得多。不过，一个国家在IMF投票权的多少才能真正地决定其话语分量的轻重。在IMF，欧洲拥有35.6%的投票权，美国拥有16.8%，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投票权仅占3.65%。只要这欧美两家协调一致，IMF新总裁无论怎么选，结果都不会“出格”。一来，新兴国家投票权不过半，二来难以协调一致推出众望所归的人选，所以胜算不高。而欧美领导人已齐刷刷地站在法国财长拉嘉德一边。如果此番欧洲人连任成功，那么新兴国家执掌IMF则要再等至少5年。尽管胜算不大，但借这次事件，新兴国家把自己的声音传达了出来，欧洲人再也不能旁若无人地等着总裁的职位落在自己手中。 《华尔街日报》在分析中国人当选IMF总裁可能性时指出，现任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成为总裁候选人，会遭到美国和欧洲的反对，而朱民也被认为经验尚显不足。曾担任中国驻IMF执行董事的张之骧也表示：“我们的诉求，不一定完全表现在总裁人选的竞争上，下一届IMF改选，不仅要考虑总裁的人选，还应把执行董事会的班子也考虑进去。”在IMF执行董事会的构成上，一把手通常为欧洲人，二把手即第一执行副总裁为美国人。此外，还有两个副总裁人选，前日本财务省国际事务次官筱原尚之，于2010年2月接替原加藤隆俊担任副总裁。而另一位副总裁是埃及人玛特·沙菲克，这位负责欧洲事务的副总裁还拥有美国、英国两国的国籍。“从目前IMF执行董事会构成看，缺乏一个新兴市场的成分，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利用新兴国家的影响力，把副总裁一职先拿下来，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张之骧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宣布提名来自中国的朱民担任副总裁，中国国内不少经济学界人士乐观以对，并表示，朱民如获任将提升新兴国家话语权。这是自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以来，首次提出打破最高管理层“一正三副”的模式，增设第四名副总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提名朱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不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朱民个人的重视，更重要是他背后代表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重视来自中国以及中国所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知名媒体评论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发展中心研究员杨禹表示，朱民如果顺利当选，意味着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内发出合理声音的几率在进一步加大。杨禹称，拉加德选择副手时，必然要兼顾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平衡性，这样在工作时候才能够更好、更广泛地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听取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群体的声音。 一些专家预计，朱民成为副总裁后，势必将成为下一任IMF总裁的强有力竞争者。 2011年7月13日凌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正式提名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为IMF副总裁，这是IMF增设的第四个副总裁职务。尽管还有待IMF执董会批准，但根据经验，朱民于7月26日履新无甚悬念。届时，朱民将成为IMF名符其实的首位中国籍副总裁。拉加德指出，“朱民在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拥有很强的管理和沟通技能，对基金组织的机构制度有着深度的见解，我期待着得到他的建议。”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提议任命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朱民出任IMF副总裁，这既符合IMF未来改革的方向，也符合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新兴经济体的要求。“拉加德选择朱民虽说有些‘投桃报李’，但也合情合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分析，“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不可或缺，IMF要想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参与。” 《华尔街日报》：任命朱民担任副总裁是IMF新任总裁拉加德所承诺计划的一部分，即要让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地参与进来。此举将标志着中国官员首次在IMF高级管理层中获得了一席之地。IMF前官员普拉萨德 ：对朱民的提拔反映出中国在IMF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也让人们开始担心IMF日后是否愿意对中国政策做出不留情面的评估。

4. 朱民是什么人？

突然想起来一句话，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我愿意罢了，夜深了，美梦。

5. 朱民的人物介绍

朱民 ，男，1952年出生于上海，在复旦大学获学士学位，复旦大学杰出校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区校友会主席、复旦大学荣誉校董。2009年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金融思想家”殊荣 ，2011年又赢得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金融风云人物”称号 。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1982年至1985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期间，先后兼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1985年至1990年，赴美留学，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1年，任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年至1996年，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顾问）；1995年至1996年，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首席顾问；1996年至2005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银国际控股公司董事，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总经理，中国银行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2010年6月18日，国务院免去朱民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职务。2011年7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正式提名朱民为IMF副总裁。 2011年7月26日，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职位，他成为史上首位进入该组织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

6. 朱民副行长为什么要求麻宁用“破句”来回答问题？

浓缩的精华！

简洁，有力，灵活，

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人的心理波动！我面试时也喜欢这样测试别人！

7. 经常项目占GDP比重下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更加稳定，为什么？

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周三表示，汇率并非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而此前美国财政部再次呼吁允许人民币升值以提振中国消费。朱民表示，各国应更专注于利用其他宏观政策来解决储蓄和消费失衡问题。他还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政府一直在抵御来自美国和欧盟等贸易伙伴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策制定者决定促进更加稳定的出口复苏，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这表明，人民币近期不大可能大幅升值，因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朱民表示，中国出口今年可能下滑16%。在被问及人民币汇率2010年底将处在什么水平时，朱民指出，2010年中国将保持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不变，汇率变动将在这一机制中体现出来。他未做更多说明。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特使杜大伟表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提振中国消费，而金融业改革和上调利率也都对刺激消费大有裨益。他表示，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人民的富余程度，提振消费支出，因此，人民币升值是中国政府消费刺激计划的合理组成部分。 他还表示，中国家庭的储蓄回报率相对较低，因此上调利率能提高中国家庭的收入，并提振家庭支出。他称，若储蓄回报率上升，则人们将感觉手中有充足的储蓄，因此在花钱时更加放心。朱民和杜大伟均表示，中国政府应增加开支以提振消费者支出。杜大伟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医疗保健、教育与社会保险开支。朱民表示，企业和政府储蓄才是解决中国储蓄率过高问题的关键，而不是家庭储蓄。 他还呼吁统一全球银行标准，称金融机构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他表示，与全球经济相比，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体系规模过大。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资产总值是全球GDP的16.4倍。朱民最近被任命为中国央行副行长。他此前担任国有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行长。 人民币汇价战中国反守为攻 最近有美国评论指中国将赢得在经济比拼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民调亦显示美国人对中美实力此长彼消的认识，及由此而来的威胁感大为增强。最新调查指美国人认为美国及中国为世界头号经济强权者，分别有27%及44%，比去年初的41%及30%大有改变。这种感觉虽然夸大，但也确实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已有了质的巨变。 国与国关系的最基本决定因素，自然是彼此间的实力对比。中美之间虽未致如西方传媒所指，关系可以对等，甚至由中国主导，但是，中国确已可在许多问题上说不，并就维护本身合理权益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尤其是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可作出强力反击，而不再如过往的逆来顺受。这在有关人民币币值问题的争议上表现更为突出，可视为中美新型关系的范例，在其他交往领域情况也或将如此。 欧美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最近更借多个国际交往场合就此加大施压力度。如奥巴马在访华前便少有地，亲自就人民币作评论，指币值偏低。在APEC会议上美国又拉其他一些国家参与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其后在中欧会议期间，欧洲领袖同样要求人民币升值。跟从欧美路线的IMF，对这话题近期亦多次发表评论，图以此增强人民币升值要求的国际“声音”及权威性。 与此同时，一些欧美学者及基金、投行的分析员，亦加入施压行列，力图在舆论上及市场上造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催升人民币浪潮。不少市场报告便大肆揣测人民币升值幅度，诱导热钱到来炒作。实际上亦已有大量资金东来，香港不断有游资涌进，令香港金管局要不断注资，一年多来已投入约6,000亿元。看来这情况在近期还将持续。 面对这种综合政治、舆论及市场的巨压，中国自然要全力及认真应对，一方面收紧了对资金跨境流动的控制并加强监察，严防热钱乱窜，另方面又高调地进行了政治及舆论上的还击。最重一拳是温总在中欧会议上明言，中国希望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维持稳定，人民币也将在合理上维持稳定，而这是对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温总又指摘“一些”国家既对中国产品入口搞保护主义，又迫货币升值的做法有欠公允，都是为了限制中国发展。 温总的还击力度很重且很深入全面，其中包括了三大要点：一、从基本理论的层面还击，提出了稳定货币论来针对欧美及IMF等的市场决定及浮动汇率论；并以稳定人民币有利世界论来回应一些中国币值偏低论的恶毒指控，如称中国进行不公平竞争，和阻碍世界经济消除失衡等观点。由此站稳脚跟后，中国便可理直气壮地作出其他方面的反击。这也就改变了过去的基本上依循西方路线的做法：原则上承认人民币要升值，只以循序渐进及等条件具备的技术性理据来施援兵计。但这显然是个被动的格局，现在则主动得多了。 二、把问题提升到地缘政经战略斗争的层面。欧美对中国搞保护壁垒及迫升值，除了经贸利益考虑外，还有借机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本是司马昭之心，但经温总直接道破，其意义便完全不同。这是很重的指控，而且，表示中国的反击也将包含地缘战略考虑，而非纯是基于经贸摩擦的处理思维。显然这也会影响到中美中欧的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三、中国在经贸争端上转采以攻为守的对攻策略，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被动的防守性做法：以往当欧美施压时，中方只是委婉地解释，力图避重就轻，现时则强力反击且针锋相对，做法是主动进取型的。这种对攻及以攻为守战法，在其他领导的言谈中更为清楚地体现。 如在奥巴马访华前夕，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便直指美元的贬值、低息及作为套息工具造成了全球泡沫。又如日前，商务部长陈德铭亦指世界应关注美元的贬值，而不是人民币的币值。这些论点的根本含义，就是说世界面对的最严重最根本问题来自美国，故不要把人民币拿来做替罪羊分散视线。看来，至少在币值问题上，中国是站起来了。 在前不久的连任提名听证会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说，美国的低利率并未催生美国的资产泡沫，而如果中国产生了资产泡沫的话，那不是他的问题。他说，对此感到担心的国家有它们自己的工具解决本国的泡沫。伯南克特别指出，如果中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它就应该停止低估人民币的汇率。他提醒中国，美国没有责任帮助中国避免调整其汇率。 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刘明康曾以美国的低利率导致了中国资产泡沫的尖锐说法迎接奥巴马总统的访华；伯南克并不这样看，而且出人意料的是，他看来早就准备这样说了。伯南克的率直是不同寻常，因为人们都认为美国现在依赖于中国购买其债券。但对中国是否会远离美国国债市场的过分关注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了。鉴于奥巴马放低姿态的做法在北京收效不大，这将在国会引起更坚决的态度。 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从2008年初占收入的1%升至2009年年中的5%左右，因此美国的债务中来自美国人自身的比例正在增加。这种变化的另外一面是美国进口的下降，这是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下降的一个原因，而这也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票据的主要美元资金来源。而且，中国也曾明确表示将把美元多元化配置到美国国债之外的资产中，比如支持希望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 在2010年下半年前，美国国会将推出在汇率和贸易顺差方面给中国施压的新举措。美国对中国汇率的不断施压会不会导致对购买美国国债的焦虑？会有一些，但可能不会有一些人曾经认为的那么严重，因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减少降低了对融资的依赖。那种认为美国在制定国内货币政策时应最大限度考虑中国利益的想法从长远看会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主要贷款国的谦让不能超过核心的国内利益。这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做法，并会带来比美国恢复对人民币压力更大的投机行为。 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充分说明，对美国做出让步，让美国政府脸上有光并不是中国的责任：中国有自己的国内利益和侧重点，不会为了安抚他人而做出妥协。事实上，奥巴马此行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为清洁能源的实质性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去说服美国政治家应该把国际利益置于狭隘的美国利益之前。因此美国也就没有责任这样做了。 浮动汇率未必可取 欧美想由贬值脱困而力迫人民币升值，并指币值应由市场决定，而人民币币值因操控而偏低，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云云。从逻辑上看，这种指责实即反对固定汇率，而要求中国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但此种观点并不合理，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其误导性论据。 欧美的批评只对中国不及其余，已足以显示论据偏颇，但仍须再进一步揭穿欧美所玩弄的理论把戏。固定汇率无论与另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挂钩，乃符合市场经济的汇率机制之一，故并非必要采用浮动汇率。至于所谓“市场决定”汇率或反过来汇率变动可达市场平衡等说法，实际上问题甚多效果堪疑：一、国际收支中有经常账及资本账，对汇率影响不同，综合效果的实例有美国以资金流入抵销经常账逆差，或日本以资金流出抵销经常账顺差。由于资本账流量大往往盖过了经常账的影响，所以欧美想以汇率变动（如人民币升值）来调控外贸平衡，会因资本账干扰而不可行。 二、经常账本身对汇率变动未必十分敏感。过去日德货币升值，但外贸顺差仍长期存在，生产的全球布局等结构性因素，已降低了经常账项目的价格弹性，令汇率调整的效能大减。中国情况也料将如此，何况与日德不同，中美中欧间的外贸互补程度更高。解决美国经常账结构性逆差问题，只能通过美国国内调整，不能寄望于人民币升值。 三、资本账流动的影响在中国受外汇管制而未有全面浮现，将来放开管制后有可能引致大量资金流出，故不排除引发贬值的可能性。所谓人民币长期必将升值的结论或下得过早。 四、资本账下正常的直接及证券投资比重日少，大量游资跨境移动已成主流，而这些短期的投机性流动，并不能视为正常的市场，汇率也无理由受其左右而徒增波动，并影响外贸及正常投资。这类短期流动不单起不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还可能有相反效果，如升值会引来更多的游资炒作升值预期，令升值压力更大，形成恶性循环。中国正面临此种风险。 总之，欧美鼓吹的市场决定及浮动汇率机制问题甚多。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市场波动频度高幅度大之时，浮动汇率更成了投机场所动荡之源，扩大了危机的冲击，因而更不合时宜。当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马来西亚曾不顾欧美批评，果断地引入外汇管制以稳定汇率，结果渡过了难关，足以证明在“乱世”时浮动汇率尤不可取。最近不少地区亦开始引入局部性的限制，以助稳定汇市及金融。从长远看，浮动汇率必须在有了国际共同限制短期资金流动的协议后，才可以正常地运作。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愉快！

8. 今年人民币兑美元跌了这么多gdp还能增长吗

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周三表示，汇率并非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而此前美国财政部再次呼吁允许人民币升值以提振中国消费。朱民表示，各国应更专注于利用其他宏观政策来解决储蓄和消费失衡问题。他还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政府一直在抵御来自美国和欧盟等贸易伙伴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策制定者决定促进更加稳定的出口复苏，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这表明，人民币近期不大可能大幅升值，因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朱民表示，中国出口今年可能下滑16%。在被问及人民币汇率2010年底将处在什么水平时，朱民指出，2010年中国将保持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不变，汇率变动将在这一机制中体现出来。他未做说明。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特使杜大伟表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提振中国消费，而金融业改革和上调利率也都对刺激消费大有裨益。他表示，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人民的富余程度，提振消费支出，因此，人民币升值是中国政府消费刺激计划的合理组成部分。他还表示，中国家庭的储蓄回报率相对较低，因此上调利率能提高中国家庭的收入，并提振家庭支出。他称，若储蓄回报率上升，则人们将感觉手中有充足的储蓄，因此在花钱时更加放心。朱民和杜大伟均表示，中国政府应增加开支以提振消费者支出。杜大伟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医疗保健、教育与社会保险开支。朱民表示，企业和政府储蓄才是解决中国储蓄率过高问题的关键，而不是家庭储蓄。他还呼吁统一全球银行标准，称金融机构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他表示，与全球经济相比，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体系规模过大。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资产总值是全球GDP的16.4倍。朱民最近被任命为中国央行副行长。他此前担任国有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行长。人民币汇价战中国反守为攻最近有美国评论指中国将赢得在经济比拼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民调亦显示美国人对中美实力此长彼消的认识，及由此而来的威胁感大为增强。最新调查指美国人认为美国及中国为世界头号经济强权者，分别有27%及44%，比去年初的41%及30%大有改变。这种感觉虽然夸大，但也确实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已有了质的巨变。国与国关系的最基本决定因素，自然是彼此间的实力对比。中美之间虽未致如西方传媒所指，关系可以对等，甚至由中国主导，但是，中国确已可在许多问题上说不，并就维护本身合理权益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尤其是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可作出强力反击，而不再如过往的逆来顺受。这在有关人民币币值问题的争议上表现更为突出，可视为中美新型关系的范例，在其他交往领域情况也或将如此。欧美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最近更借多个国际交往场合就此加大施压力度。如奥巴马在访华前便少有地，亲自就人民币作评论，指币值偏低。在APEC会议上美国又拉其他一些国家参与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其后在中欧会议期间，欧洲领袖同样要求人民币升值。跟从欧美路线的IMF，对这话题近期亦多次发表评论，图以此增强人民币升值要求的国际“声音”及权威性。与此同时，一些欧美学者及基金、投行的分析员，亦加入施压行列，力图在舆论上及市场上造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催升人民币浪潮。不少市场报告便大肆揣测人民币升值幅度，诱导热钱到来炒作。实际上亦已有大量资金东来，香港不断有游资涌进，令香港金管局要不断注资，一年多来已投入约6,000亿元。看来这情况在近期还将持续。面对这种综合政治、舆论及市场的巨压，中国自然要全力及认真应对，一方面收紧了对资金跨境流动的控制并加强监察，严防热钱乱窜，另方面又高调地进行了政治及舆论上的还击。最重一拳是温总在中欧会议上明言，中国希望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维持稳定，人民币也将在合理上维持稳定，而这是对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温总又指摘“一些”国家既对中国产品入口搞保护主义，又迫货币升值的做法有欠公允，都是为了限制中国发展。温总的还击力度很重且很深入全面，其中包括了三大要点：一、从基本理论的层面还击，提出了稳定货币论来针对欧美及IMF等的市场决定及浮动汇率论；并以稳定人民币有利世界论来回应一些中国币值偏低论的恶毒指控，如称中国进行不公平竞争，和阻碍世界经济消除失衡等观点。由此站稳脚跟后，中国便可理直气壮地作出其他方面的反击。这也就改变了过去的基本上依循西方路线的做法：原则上承认人民币要升值，只以循序渐进及等条件具备的技术性理据来施援兵计。但这显然是个被动的格局，现在则主动得多了。二、把问题提升到地缘政经战略斗争的层面。欧美对中国搞保护壁垒及迫升值，除了经贸利益考虑外，还有借机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本是司马昭之心，但经温总直接道破，其意义便完全不同。这是很重的指控，而且，表示中国的反击也将包含地缘战略考虑，而非纯是基于经贸摩擦的处理思维。显然这也会影响到中美中欧的所谓“战略伙伴关系”。三、中国在经贸争端上转采以攻为守的对攻策略，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被动的防守性做法：以往当欧美施压时，中方只是委婉地解释，力图避重就轻，现时则强力反击且针锋相对，做法是主动进取型的。这种对攻及以攻为守战法，在其他领导的言谈中更为清楚地体现。如在奥巴马访华前夕，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便直指美元的贬值、低息及作为套息工具造成了全球泡沫。又如日前，商务部长陈德铭亦指世界应关注美元的贬值，而不是人民币的币值。这些论点的根本含义，就是说世界面对的最严重最根本问题来自美国，故不要把人民币拿来做替罪羊分散视线。看来，至少在币值问题上，中国是站起来了。在前不久的连任提名听证会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说，美国的低利率并未催生美国的资产泡沫，而如果中国产生了资产泡沫的话，那不是他的问题。他说，对此感到担心的国家有它们自己的工具解决本国的泡沫。伯南克特别指出，如果中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它就应该停止低估人民币的汇率。他提醒中国，美国没有责任帮助中国避免调整其汇率。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刘明康曾以美国的低利率导致了中国资产泡沫的尖锐说法迎接奥巴马总统的访华；伯南克并不这样看，而且出人意料的是，他看来早就准备这样说了。伯南克的率直是不同寻常，因为人们都认为美国现在依赖于中国购买其债券。但对中国是否会远离美国国债市场的过分关注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了。鉴于奥巴马放低姿态的做法在北京收效不大，这将在国会引起更坚决的态度。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从2008年初占收入的1%升至2009年年中的5%左右，因此美国的债务中来自美国人自身的比例正在增加。这种变化的另外一面是美国进口的下降，这是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下降的一个原因，而这也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票据的主要美元资金来源。而且，中国也曾明确表示将把美元多元化配置到美国国债之外的资产中，比如支持希望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在2010年下半年前，美国国会将推出在汇率和贸易顺差方面给中国施压的新举措。美国对中国汇率的不断施压会不会导致对购买美国国债的焦虑？会有一些，但可能不会有一些人曾经认为的那么严重，因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减少降低了对融资的依赖。那种认为美国在制定国内货币政策时应最大限度考虑中国利益的想法从长远看会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主要贷款国的谦让不能超过核心的国内利益。这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做法，并会带来比美国恢复对人民币压力更大的投机行为。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充分说明，对美国做出让步，让美国政府脸上有光并不是中国的责任：中国有自己的国内利益和侧重点，不会为了安抚他人而做出妥协。事实上，奥巴马此行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为清洁能源的实质性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去说服美国政治家应该把国际利益置于狭隘的美国利益之前。因此美国也就没有责任这样做了。浮动汇率未必可取欧美想由贬值脱困而力迫人民币升值，并指币值应由市场决定，而人民币币值因操控而偏低，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云云。从逻辑上看，这种指责实即反对固定汇率，而要求中国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但此种观点并不合理，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其误导性论据。欧美的批评只对中国不及其余，已足以显示论据偏颇，但仍须再进一步揭穿欧美所玩弄的理论把戏。固定汇率无论与另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挂钩，乃符合市场经济的汇率机制之一，故并非必要采用浮动汇率。至于所谓“市场决定”汇率或反过来汇率变动可达市场平衡等说法，实际上问题甚多效果堪疑：一、国际收支中有经常账及资本账，对汇率影响不同，综合效果的实例有美国以资金流入抵销经常账逆差，或日本以资金流出抵销经常账顺差。由于资本账流量大往往盖过了经常账的影响，所以欧美想以汇率变动（如人民币升值）来调控外贸平衡，会因资本账干扰而不可行。二、经常账本身对汇率变动未必十分敏感。过去日德货币升值，但外贸顺差仍长期存在，生产的全球布局等结构性因素，已降低了经常账项目的价格弹性，令汇率调整的效能大减。中国情况也料将如此，何况与日德不同，中美中欧间的外贸互补程度更高。解决美国经常账结构性逆差问题，只能通过美国国内调整，不能寄望于人民币升值。三、资本账流动的影响在中国受外汇管制而未有全面浮现，将来放开管制后有可能引致大量资金流出，故不排除引发贬值的可能性。所谓人民币长期必将升值的结论或下得过早。四、资本账下正常的直接及证券投资比重日少，大量游资跨境移动已成主流，而这些短期的投机性流动，并不能视为正常的市场，汇率也无理由受其左右而徒增波动，并影响外贸及正常投资。这类短期流动不单起不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还可能有相反效果，如升值会引来的游资炒作升值预期，令升值压力更大，形成恶性循环。中国正面临此种风险。总之，欧美鼓吹的市场决定及浮动汇率机制问题甚多。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市场波动频度高幅度大之时，浮动汇率更成了投机场所动荡之源，扩大了危机的冲击，因而更不合时宜。当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马来西亚曾不顾欧美批评，果断地引入外汇管制以稳定汇率，结果渡过了难关，足以证明在“乱世”时浮动汇率尤不可取。最近不少地区亦开始引入局部性的限制，以助稳定汇市及金融。从长远看，浮动汇率必须在有了国际共同限制短期资金流动的协议后，才可以正常地运作。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愉快！